辛亥革命中的朱葆三

辛亥革命网 2019-03-28 09:47 来源:舟山日报 作者:阿能 查看:

朱葆三做人以信义为本,深得上海工商界的信赖。从光绪十六年起,先后独资或合资兴办企业30余家,他对中国现代金融、工商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他还积极参与了辛亥革命活动并立下汗马功劳。

  朱葆三(1848~1926)是定海旅沪巨富之一。

  朱葆三做人以信义为本,深得上海工商界的信赖。从光绪十六年(1890)任英商和平洋行买办起,先后独资或合资兴办企业30余家,他对中国现代金融、工商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他还积极参与了辛亥革命活动并立下汗马功劳。

  1 辛亥革命前,朱葆三等发起组织“宁商总会”等

  1898年,清政府下令各省设商务局,1902年上海成立了商会会议公所。 1904年,上海商会会议公所改称为上海商务总会,总理为曾铸,协理即为朱葆三。1905年7月21日,上海商务总会因美国限制华工入境和虐待华工,发动抵制美货和收回苏浙铁路权利的斗争,各行业有代表性的企业家,沪上洋广五金业的朱葆三和火油业、洋布业、铁业、械器业、面粉业、木业的一些商贾当即在大会上签名,不订美货;并即拟订通告全国35个埠的电稿。朱葆三当时作为上海商务总会协理,在反对美国虐待华工的斗争中,团结其他行业的工商界代表人物,坚定地站在上海商务总会总理曾铸的一边,在这次工商界反帝爱国斗争中,表现得很积极,很活跃。

  辛亥革命前,朱葆三、虞洽卿等“宁波帮”头面人物在上海公共租界云南路发起组织“宁商总会”,他们为革命党人提供秘密活动场所,资助活动经费。宁商总会执有香港英国政府注册的公共租界工部局第一号总部总会执照,公共租界巡捕房未经会审公堂的允准,不得任意到宁商总会内搜查财物和拘捕任何人,朱葆三、虞洽卿等人在业余时间经常去宁商总会打牌,约人会谈;同时也是掩护革命党人秘密集会、暂避风头等最好的掩护所。朱葆三还与上海总商会董事、出口公会发起人、宁波人陆维镛和棉布业出身的宁波人虞芗山等宁波帮人氏,共同发起组织“商界共和团”,这个组织拥有武器,是一个资产阶级准军事性质的武装团体,成员来自工人、学生及工商企业职工等不同阶层,他们接受过军事训练。到1911年春,上海商团成员人数已达数千人,这个原由上海道台掌握的商团,后来却成了参加辛亥革命的上海起义部队,这是清政府统治者们始料不及的。

  1911年,清政府皇族内阁成立,宣告宪政运动的破产,朱葆三开始正式与清政府决裂,在上海地区响应武昌起义进行紧张部署之际,他与商务总会中一部分绅商悄悄策动清政府军警部队反戈起义。

  2 朱葆三成为辛亥革命上海起义一举成功的关键性人物

  朱葆三在辛亥革命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已逐渐觉察到清政府所谓“君主立宪”不过是打着幌子的骗局,他认为中国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已步入风烛残年,推翻清王朝已成为民心所向,众望所归。所以他在不同程度上对革命党人的活动表示同情和支持,并把变革的期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当时上海有清军5个巡防营驻守,姜国梁为统领兼吴淞炮台总台官。辛亥革命前夕,革命党人陈其美通过姜国梁的贵州同乡周南陔进行联络,要姜完全接受同盟会的调度和指挥,并安排一位姓杨的商人出面宴请姜,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陈其美、李平书、朱葆三、王一亭、吴怀疚和周梁陔等,席间大家一致赞成革命。这次宴请,坚定了姜国梁倒向同盟会的决心。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在这场革命大潮中,朱葆三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朱葆三在1911年初通过沈缦云与陈其美相识,为掩护革命党人活动,曾长期包租粤华菜馆一间房和清和坊里一座琴楼别墅,作为革命党的秘密据点。 11月3日,清政府南京督署电示上海道台:“上海革命起事,商团尽叛,已分南京、松江两地进兵。无论革命党、商团,擒获者,全数正法。 ”朱葆三从上海道台刘燕翼处获悉这个消息后,立即潜往商团司令部密告李平书,随后偕同刘燕翼、上海知县田宝荣一起越墙逃往租界洋务局避难。城内文武官吏顿时群龙无首,纷纷出逃。是日,陈其美在上海领导革命党人发动了起义,攻占江南制造总局。 11月4日,上海城未经战斗即被商团占领,宣告光复。

  上海起义之后,11月7日,沪军都督府成立,陈其美被推选为沪军都督。随后组织联军,攻占南京,并通电独立各省,筹建临时政府。上海光复后,朱葆三又任上海商务公所会长,他与虞洽卿等工商金融人士组成财政研究会,以上海商务公所为议事机构,作为上海军政府进行财政决策的智囊机构,上海商务公所由此博得了革命商会的称号。 12月2日,沪军都督府会同各界有关人士,在张园集会。在这次大会上,公推年逾花甲的朱葆三任财政总长(次年辞职),接替另有重任的沈缦云。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职位。除了他与中外银行以及钱庄有密切广泛的联系外,还因为他品行端正,不营私舞弊,在同仁中有良好的信誉,时人说他“做人以信义为本”。那时,沪上商业不景气,金融动荡,而战事频频,各省援鄂、攻徐、援皖、攻鲁以及北伐诸军都取道上海,军费开支甚大,“大至一师一旅之经营、小至一宿一餐之供给,莫不于沪军是责”。受任于危难之际的朱葆三,深知自己责任重大,任职期间他不为自己开支薪水、车马费用,他所聘之顾问、参议等“亦各同尽义务”。朱葆三不负众望,为新政权向上海商人借款十万五千两白银,向日本三井洋行借三十万两白银。

  革命党人要求提用上海道台衙门存在各钱庄庚子赔款,原道台刘燕翼已逃往租界,存折交比利时领事保管。钱庄不见道台印鉴及存折,不肯付款,都督府软禁钱庄业领袖也无用。没有想到各国驻沪领事借口尚未承认革命政府,不允许将各钱庄的存折交出,而钱庄方面则坚持钱业的祖制:没有存折不能付款。盛怒的革命都督陈其美下令软禁钱业会馆的董事朱五楼,一时间,上海钱庄的大小老板都陷入了恐惧之中。关键时刻,朱葆三多次出面斡旋,商量出一个通融的办法:钱庄在公款内划出白银10万两,以济都督府一时之需。这笔划款,由清政府沪道台存于钱庄的款项抵付,但如外人干预,仍由都督府出面摆平。这个办法需要由时任都督府财政总长的朱葆三核收,出具收据担保各钱庄不受连累才照付,实际上是要求朱葆三以自己的个人信誉担保,仅此一项朱葆三先后向都督府提供36万两白银。他还以自己的声誉作担保,向多家外资银行和华资银行取得借款,还获得工商企业许多捐款。故有“上海道台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之谚。朱葆三上任之后,正如他于1912年12月11日在《朱葆三呈孙大总统沪军都督文》中所述,“兢兢业业……勉尽天职”。 12月,中华银行成立,朱葆三出任董事部董事,为供给上海军政费用,他以军用钞票抵押,向外商、钱庄以及工商各界借款,弥补了每月逾百万的开支。是年,朱葆三虽然任职上海财政总长仅几个月,但他力挽狂澜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

  3 “二次革命”失败后朱葆三仍然竭尽全力支持革命党人

  1912年2月,南京的革命临时政府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妥协。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改选袁世凯出任,以换取袁及北洋军支持革命,迫使清帝退位。 9月1日,张勋武卫前军攻克南京,各地宣布取消独立。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被通缉,相继逃亡日本。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于1913年发动的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时,朱葆三还是努力为他筹款。 10月6日,国会选出袁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上台后,时局大变,朱葆三心灰意冷,无心政治。“二次革命”失败后,朱葆三仍然竭尽全力支持革命党人。

  陈果夫后来回忆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我所认识而能想念得到的上海老商人,只有朱葆三、沈缦云二位先生,在我们困难之中,筹款接济我们以助力,可说是真正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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