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子渊：甘苦同珍情深(3)
辛亥革命网 2019-04-15 16:11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辛亥革命网 查看：
后来，何子渊见实在无法推辞，便提议采取一种折中办法：“屋名由我拟定，字由仙根兄代劳。”经再三推敲，两人最后将屋名定为“迁善楼”，意取教育子孙、学生要时刻牢记“智者改过而迁善，愚者耻过而逐非”，真是三句不离本行！这也足见两位教育大家过人的胸襟和智慧。
笔墨伺候，只见丘逢甲抬头起身，气定神闲，提腕运笔，一挥而就—— 迁善楼。丘逢甲的字力透纸背、入木三分，赢得了满堂赞叹声。不料这幅“迁善楼”墨宝，后来因刻石师父不小心泡了水，缺损了一角。1907年第二次黄冈起义失败以后，1908年夏初丘逢甲为了营救革命党人，再次来到兴宁与何子渊商量对策，在箭竹顶茶园议事厅，子渊先生又请丘逢甲即兴挥毫重写了一张。为此，黄彩屏还特地减免了何家两斗谷种的地租以表谢意。
“迁善楼”至今仍矗立在兴宁市石马镇马下村“何子渊故居”斜对面——东南方向的一座小山下，因时间久远，现在已很少有人知道它的来历。
四、东瀛受挫 诗忆恩公
何天炯是何子渊的学生，1903年受命以留学名义，赴日联络革命党人，寻求推翻清朝皇权统治、救民于水火的革命道路。何天炯与何子渊既是师生，又是患难与共的“洪门兄弟”。
1910年冬，辛亥革命前夕，日本正式合并朝鲜，朝鲜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同盟会负责人何天炯应邀参加日本政府举行的“并韩祝典”，当他看到日本这个弹丸小国，经过40多年的明治维新，励精图治，竟然将堂堂大清王朝的传统势力排除在外，虎口夺食，一举吞并了朝鲜，而幅员辽阔的大中华却日见懦弱，累遭欺凌，心情无比沉重。
此时，同盟会领导人孙中山、黄兴等人均已离开了日本。何天炯则困守东瀛，与吴玉章等人一起主持日常工作，财政匮乏，疲于应付，吃了上顿没下顿，连日常生活都难以为继，几近断粮。有一次，何天炯为了解决同盟会经费支绌的问题，毅然邀请日本友人宫崎寅藏一起到街头卖唱筹款。但仅靠卖唱、写字、画画赚点小钱，杯水车薪，只能救急于一时，并不能解决日益紧张的财政困难状况，更无法应付庞大的革命经费开支。革命党人越来越意识到，待在日本，坐吃山空，始终不是长久之计。
何天炯陷于这一“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窘境，百感交集，辗转反侧，多么渴望能出现一位像赤松子那样，能呼风唤雨的人物来挽救危局啊！于是他便情不自禁地想起远在万里之遥、心系国家安危、长年累月奔波操劳、为会党同志排忧解难、发动族人“凑会”集资全力赞助优秀学生赴日寻求革命道路的恩师何子渊，不禁默默垂泪，彻夜无眠，遂披衣秉烛，情不自禁地赋起诗来，一篇情真意切的《忆子渊族叔》便跃然纸上：
一
久虚芜简上星窝，羡煞山居万象和；
爱我几人同骨肉，哀时无术弭风波。
秋容渐向风前老，诗思偏从客里多；
欲访故园赤松子，征程十丈竞如何！
二
入夜惊心祝并韩，悄然黯泪依栏杆；
满盘弱肉供强汉，大海微尘唾一官。
腰瘦不因贫病折，髯粗难买世人欢；
那堪阿叔怜才处，青眼于今尚忍看。
仔细揣摸，不难发现何天炯对恩师何子渊的敬畏并不是偶然的，正是多年来师生之间朝夕相处，渊公以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方式深深感染着何天炯这位充满灵气的学生。既是叔侄、又是师生、也是革命战友的他们，便慢慢孕育了那份生死与共、情同父子般难于割舍的兄弟情结。
1907年秋，潮州黄冈起义失败以后，革命党人东躲西藏。何天炯从日本回到了兴宁老家，刚上轿便直接吩咐轿夫将轿子抬到石马星窝子。恨不能一步十丈，立即飞回渊公身边，共叙“兄弟”离别之情。 到达顺裕庐后，何天炯发现恩师并不在家，而是到外面躲避去了，于是他便打发轿夫离开，自己一个人则坐在何子渊家里等待。从日照中天的中午一直等到日薄西山的黄昏，不管大家如何规劝他“先回荷秀坡见你父母，明天再来拜见渊公……”，何天炯就是纹丝不动，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子渊长子尚炬说：“我不见子渊公一面，不敢回家啊！”后来，管家无奈，只好派人连夜将匿藏别处的渊公请了回来，受弟子礼。
重情重义的何天炯撰成一篇情深义重的《忆子渊族叔》，读来朗朗上口，荡气回肠，掷地有声。
诗中何天炯将同盟会元老何子渊比作中华帝师“赤松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