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子渊：甘苦同珍情深(4)

　　赤松子，又名赤诵子，号左圣、南极南岳真人、左仙太虚真人，秦汉传说中的上古仙人。相传为神农时雨师，能入火自焚，能呼风唤雨。赤松子曾服用水玉这种药物来袪病延年，并把这种方法教给神农氏。他还常常去神仙居住的昆仑山，住在西王母的石头宫殿里。炎帝的小女儿曾追随赤松子学习道法，最终修成正果，成了神仙中人，与他一起隐遁出世。

　　到了高辛氏统治时期，他又出来担当雨师布雨，现在传说中天宫掌管布雨的神仙仍是赤松子。

　　据《韩诗外传》记载，赤松子曾任轩辕黄帝曾孙帝喾之师，正是他辅佐帝喾开疆拓土建功立业，帝喾才得以前承炎黄，后启尧舜，奠定华夏万世基业，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人文始祖“三皇五帝”中的第三位帝王。可见赤松子实有其人，是一位界于神话传说与真人“帝师”之间的传奇人物。

　　又据《赤松子中诫经》记载，轩辕黄帝亦曾请教过赤松子，并有《帝师问答》传世。何天炯向往上古时代的“皇朝盛世”，希望过那种“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太平日子，而恩师何子渊的治国理念以及他那种恬淡自然，主张“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道”“释”“儒”思想和形象，与赤松子不谋而合。

　　学生将渊公喻为赤松子，何子渊亦借赤松子之口将自己平生所学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毫无保留地灌输给学生。这些，在广东老家长期接受何子渊熏陶的何天炯自然心有灵犀一点通，而何子渊这种修为亦是何天炯几十年来梦寐以求，物我两忘的一种超然境界……

　　《兴宁石马区志》记载：“当何晓柳赴日留学时，子渊不独出力资助，而且奔走全县，劝导亲友族人凑会集款，支持其东渡。”

　　何天炯（1877－1925），字晓柳，兴宁石马镇新群村人。1903年，他毅然剪掉发辫，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先后结识了孙中山、 黄兴、廖仲恺等人。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创立同盟会，何天炯与同邑14人毅然加入，被举为会计。其兄何天翰归国后，他接任同盟会广东支部长。当孙中山、黄兴不在日本时，同盟会群龙无首，组织涣散，何天炯与吴玉章等尽力设法团结各省在东京的会员，使同盟会工作得以正常进行。1911 年，何天炯赴香港与黄兴等共同策划广州起义，负责运输联络工作；辛亥革命后，任大元帅府参议；1924年以孙中山最高顾问名义派任驻日全权代表，为民主革命竭尽全力，1925年在广州病逝。其遗著有《无赫斋诗草》《山居 一年半》和《革命史衡》。

　　五、上将送匾 五代同堂

　　说到何子渊与第四战区上将司令长官张发奎的交往，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历史要回溯到1925年春，东征军讨伐陈炯明残部之第一次东征。

　　1925年3月20日，东征军抵达兴宁。在一次预备会议上，孙中山粤军总司令部参议、兴宁县议长何子渊为表地主之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拿下神光山首立头功，带兵有方，智勇双全的张发奎、蒋光鼐等将校大加褒扬，并私下对张预言：“后生可畏，他日必成将才！”这一番话说得张团长喜上眉梢，心悦诚服。

　　其实张发奎早就认识子渊，在广州大元帅府担任孙中山贴身侍卫期间，他就曾跟何子渊见过面，只是无缘跟他近距离接触和聊天。每次看到中山先生对这位远道而来、风尘仆仆、美髯飘飘、仙风道骨的仁厚长者礼遇有加，人前人后均以“子渊公”相称时，他都会肃然起敬。没想到这次能在兴城相见，这可把张发奎给乐坏了，他也没想到渊公如此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简直跟亲自提携自己成长的本家叔叔（老同盟会员）和记忆中的爷爷毫无二致，更没想到何子渊如此器重自己。

　　也正因为有这一次的因缘际会，才有后来张何之间的忘年之交。不管时局如何变化，仕途如何多舛，他们之间从未中断过音信往来。

　　1927年8月，张发奎在共产党发动的南昌起义中损兵折将，被带走两万子弟兵，元气大伤。后来，他又在同年12月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中差点丢了性命，被党国误解为“通共”，革除一切本兼各职，流亡海外。

　　张出洋前，曾致电何子渊，子渊安慰他：“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时下正是党国多事之秋，用人之时，向华老弟不必多虑，假以时日，定可东山再起！”

　　果然，张发奎出洋一年后，获蒋总司令首肯，回国后再次带兵杀向抗日战场。1939年春，中日战争正处于白热化阶段，张发奎被国民政府委任为第四战区上将司令长官。

　　何子渊得到内线通报，第一时间致电祝贺，并将自己的女婿——第四战区六十三军一五四师师长梁世骥和三儿子——潮汕警备司令 部独立第九旅上校军需处长何尚文召回身边，亲自嘱咐、交代一番。接着，他又将四儿子尚周（中校军衔）派到张上将手下做兵站站长，专门负责第四战区战时油料补给、枪支弹药和后勤物资的供应，确保张发奎军令、政令畅通。除此之外，他还充分利用自己兼任琯坑钨矿董事长的身份，在财力上全力支持张发奎抗日。

　　果然，不久便传来了抗战喜报， 第四战区迎来了震惊中外的“粤北大捷”。虽然张发奎打仗冲锋时口无遮拦，但他其实心思缜密，胆大心细，义薄云天，特别注重哥们义气、袍泽之情。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在紧张指挥部队阻击日寇南窜的战争间隙，张上将站在高处凭栏远眺，顿觉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回首自己走过的大半个人生，虽说不上轰轰烈烈，但也不枉此生，从没做过愧对朋友、兄弟、党国的事情，更没有辜负长辈的信任和重托。

　　望着深秋季节逶迤起伏的群山和波涛汹涌的粤北松林，听着排山倒海的阵阵涛声，张上将情不自禁地联想起自己的恩师何子渊。心想，当年子渊公做太爷时，他的母亲刚好八十大寿，而自己当时正忙于国事，四处奔波，无暇顾及，竟然连一点“表示”都没有，实在问心有愧。于是他便萌生了要给何子渊送“五代同堂”匾的念头，以报答党国元老十几年来对自己的知遇之恩。

　　张发奎做事历来雷厉风行，随即便返回作战指挥室，立马挂通了广州电话，嘱咐自己的“袍泽”火速往粤北送一块上好的匾料。

　　张发奎虽然是个职业军人，出身贫苦，但他又是一个儒将，家学渊源深厚，少年颖悟，饱读诗书，对书法、碑刻颇有研究，能写出各种风格的好字，尤其精通行、隶。不几日，一块上好的花梨原木送到了粤北行营。但当他看到两米多长，60多厘米宽，10多厘米厚，粗糙不平，黑咕隆咚的铁色匾料摆到了简陋的战时指挥台上，却又犯愁了，不知从何下手。

　　虽说张发奎有一定的书法功底，但真要写好“五代同堂”这几个字，却并非易事，俗话说：“笔画越少，架越难搭。”只见他反复在宣纸上运笔，但行、草、隶、篆，最后均不满意。

　　就这样忧心了一个多月，此事终于在“粤北大捷”之后的一次军官庆功聚餐会上取得了进展。一位看出张发奎心事的军长提议：“兵贵智取，为何不能直接在木板上题字？”一语点醒梦中人，张发奎恍然大悟，随即起身，带着几分醉意泼墨挥毫，提腕、凝神、运笔，一气呵成“五代同堂”四字！

　　张上将挥洒自如、张弛有度、入木三分的风格赢得了满堂经久不息的喝彩。

　　题完字后，张发奎马上将匾交给一起喝酒庆功的六十三军一五四师师长、六十四军副军长、陆军中将梁世骥，指示他第二天一早装车起程，并亲派两名副官保护，将匾押送到广州雕刻。

　　完工后，再由两位副官和何子渊的三儿子何尚文护送，运往兴宁“面呈子渊公，收执后归队复命”。

　　《兴宁石马区志》记载：

　　“陈万秋，女，马石乡人，九十六岁终寿，抗战时张发奎赠五代同堂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