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1926年:李烈钧在北方的活动

辛亥革命网 2019-05-30 09:26 来源:团结报 作者:李季平 查看:

李烈钧长期在南方从事革命活动,1924年11月陪孙中山北上,在北方停留近两年的时间。

  李烈钧长期在南方从事革命活动,1924年11月陪孙中山北上,在北方停留近两年的时间。在此期间除了跟随孙中山的左右外,李烈钧在冯玉祥的国民军作总参议,协助国民军抗击奉直军阀,联络阎锡山,积极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对日后西北军参加到北伐的队伍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李烈钧陪孙中山北上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孙岳等发动北京政变。10月27日,孙中山回电冯玉祥“拟即日北上,与诸兄唔商”,并电在日本的李烈钧回沪会合一同北上。因上海到天津数日内无船位,李烈钧建议孙中山先到日本,会晤头山满等老友,则“获益必大”。11月22日上午8时,李烈钧等陪同孙中山在上海汇山码头乘坐“上海丸”离沪赴日。

  孙中山北上一行于12月4日中午抵达天津。下午孙中山入驻天津张园,稍事休息后,带领李烈钧、汪精卫、戴季陶、孙科和随侍副官等三辆车对张作霖进行礼节性拜访。到曹家花园后,张学良出来引领至客厅,孙张相见,孙中山向张作霖感谢今日在天津欢迎和接待,同时祝贺张打败了吴佩孚。张作霖回答道,“自家人打自家人,何足为异。”李烈钧见无人接话,气氛尴尬,就站起来说道,“事虽如此,若不将国家之障碍,如吴子玉诸人铲除,则欲求国家之进步,与人民之幸福,终属无望,总理孙公之贺,实有价值,亦惟公能当之也。”张作霖听了李的话语后大笑很是受用,孙总理接着说道,“协和兄之言是也,自民国成立以来,得我贺词者,亦惟雨亭兄一人耳。”气氛得以缓和。孙中山和张作霖在会谈中交流了对时局的看法,并共进晚餐,晚上7点大家尽兴而归。

  在天津期间孙中山因肝病发作,在张园静养休息。李烈钧作为孙中山重要的助手参加了与奉系、段祺瑞等相关政治和军事方面的会谈,也积极向各界宣传孙中山北上的目的,努力消除西方列强对孙中山北上的误解。13日,李烈钧在张勋花园接见日本在天津的记者,说明此次孙中山北上的目的和对国家未来的政策看法。

  时北伐军已进入江西境内,李烈钧于14日上午10时乘特别列车赴京,代表孙中山访晤段祺瑞,李和段详细地讨论了时局和善后的办法。因赣事李烈钧表示尊孙中山意旨并准备赴江西调停,支持谭延闿率部入赣,并告之段等其回天津向孙中山汇报后,孙中山准备再来北京。

  12月29日,李烈钧等乘船去往上海。

  1925年1月30日,李烈钧在接到汪精卫告孙中山病危的电报,在沪即发电报给广东军政府告之胡汉民等人“总理病势沉重,沪同人即赴京恭侍”,翌日即专车赴京。

  3月12日9时孙中山溘然长逝,李烈钧任招待主任,国民党认为中山先生治丧仪式应在社稷坛举行,段祺瑞政府有不同的意见,李烈钧对前来的段祺瑞代表表示,“社稷坛为国家所有,非执政所得而私,总理手创共和,执政乃得安居官苑,今总理践约而来,不幸病逝,治丧社稷坛,执政尚能异议乎?”后经熊希龄斡旋,得以顺利解决。

  3月15日,孙中山遗体入殓,抬柩第一组由汪精卫带领,抬柩第二组由李烈钧带领。李烈钧晚年回忆当时中山遗体入殓后,汪精卫在场是悲痛异常,“辄涕泪滂沱,如丧考妣”。停灵后,段祺瑞本拟亲自前来悼念,为了欢迎段执政,李烈钧亲自撰写答谢书一封,在书中对段祺瑞给予很高的评价和赞扬。后来段以脚肿为托词未前来致祭,国民党人甚为不满,李烈钧对在场人士和学生做了一个简单的演说,批评段执政。

  时北京是冯玉祥国民军第一军掌控的,鹿钟麟任北京卫戍司令。中山先生去世后,冯玉祥电鹿钟麟要求“凡一切用钱用人用物之事,望吾弟悉听协和命”,在鹿钟麟的全力配合和孔祥熙综合开支规划下,孙中山的治丧费用得以不匮。

  在孙中山丧事期间,李烈钧等国民党人对国内政治局势的发展非常关心,经常在一起聚集开会。4月在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举行了一届三中全会,对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法争论激烈,没有达成共识,于5月17日在广州继续召开一届三中全会。李烈钧不愿意介入这些争论则留在北京,并未赴广州参加全会。

  李烈钧在国民军中

  孙中山去世后北方和南方的政治军事形势都非常复杂。李烈钧在和张继、李石曾等国民党要员商议后,他们建议李烈钧留在北方争取和冯玉祥国民军合作,如将冯玉祥的部队变成国民党在北方的一个力量,对国民革命前途,北伐早日成功,国家统一,利莫大焉。

  李烈钧请前司法总长徐谦写信介绍,准备前去冯玉祥处见面,感谢冯对孙中山丧事的帮助。冯玉祥看到李烈钧信后,立刻派人赴香山欢迎李烈钧。李烈钧于1925年7月6日赶赴张家口和冯玉祥见面。见面后二人一见如故,从此成为莫逆之交。李烈钧在张家口待了10天左右,在此期间他们详细交流了对政治、军事形势的看法。冯玉祥聘请了李烈钧担任总参议。李烈钧在7月15日张家口发表了演讲,赞扬冯玉祥经营西北,事业宏远,和内地军阀不可同日而语,对冯玉祥的言行和为人,“不胜钦佩”。

  1925年下半年,李烈钧多次往返北京张家口和冯玉祥进行交流,有时还带着很多著名国民党人前去,宣传孙中山的思想。希望国民军能够加入到南方的革命阵营。在此期间,李烈钧不仅做冯玉祥的工作,还积极联系山西的阎锡山,协调阎冯之间的关系。李烈钧和阎锡山都是同盟会员,日本士官学校六期炮科同学,关系密切。

  李烈钧9月20日电阎锡山准备从张家口冯玉祥处来看阎,阎收到电文后即刻于20日回电李烈钧表示要亲自到大同欢迎李。后因有事李烈钧无法赶到大同同阎见面。

  10月份奉系进关南下,占领天津。国民军也准备和奉系开战。阎锡山为了了解国民军的情况和动向,于20日特派孙奂仑和梅焯敏来见李烈钧。23日晚李烈钧在包头和阎锡山特使见面交流。24日则和冯玉祥详细沟通了对时局的看法以及应对措施。

  在国民军准备和奉系作战前夕,李烈钧再次来到张家口,并于11月11日早上陪同冯玉祥检阅了部队,李烈钧认为军官对于命令、通报、报告三者不注意,是知识缺乏的缘故。根据检阅后的情况李烈钧建议冯玉祥增聘方声涛为副总参议,并推荐曹浩森给冯玉祥。曹浩森不久升任参谋长。

  12月初李烈钧赴国民军第三军孙岳处,督导第三军与直鲁联军李景林、张宗昌部的战争。天津攻下后,孙岳担任直隶督办兼省长,因孙岳身体不好,李烈钧大部分时间陪孙岳住在天津督署,协助孙岳进行指挥作战,发布命令。

  11月24日,冯玉祥和郭松龄联合反奉,后失败,郭被杀。当时郭松龄手下魏益三一旅驻守山海关,编制齐全,战斗力很强,魏益三感觉在张作霖处无前途,想归顺冯玉祥。12月26日李烈钧、方声涛和冯玉祥商议,因方声涛在四川曾是郭松龄的上级,也是郭松龄加入同盟会的介绍人,提议由方声涛代表冯玉祥去接收魏益三旅,带领魏益三部队进驻北京,实现首都革命,推翻段执政,实现孙中山的“中央革命”的理想。成则归美于冯玉祥,若失败,则由方声涛负责,说冯不知情,由段祺瑞政府通缉方。冯玉祥思考后觉得风险过大,否决了这个建议。

  1926年1月1日,冯玉祥发出了下野通电,准备赴苏俄考察。1月17日,李烈钧偕方声涛等随员去平地泉见冯玉祥,力劝冯玉祥不要下野。冯玉祥表示虽然下野了,“然国家之安危与人民痛苦,固未敢忘诸怀也”,认为要挽救国家一定要效法孙先生,上下团结一致,才能克敌制胜。二人长谈一夜,讨论了“救济时局之法”。冯玉祥委托李烈钧、方声涛在其出国期间继续给予张之江、鹿钟麟指导和帮助。

  3月以后,张作霖的奉系和吴佩孚的直系联合起来,准备消灭国民军,日本军方不仅援助奉系军械和资金,并派日本士兵加入奉军,日本海军炮击大沽口,协助奉军进入天津,李烈钧和张继电日本犬养毅等友人希望他们给日本政府压力,要求日本军人不要介入中国内争。

  4月15日后国民军逐步撤退到察哈尔一带,准备固守南口。李烈钧协助张之江指挥国民军制定了南口战役的作战计划。李烈钧也和南方军政府保持联系,还有一个工作就是和阎锡山联系沟通,协调阎锡山和西北军的关系,争取阎保持中立,使国民军没有后顾之忧。

  3月初,阎锡山为了表面上应付张作霖、吴佩孚等出兵占领石家庄,同时电李烈钧解释这个行动,主要是为了扫除扰晋分子,行动完成后即会撤军等。4月初形式越来越对国民军不利,李烈钧电请阎锡山出面斡旋南方战局,降低吴佩孚对国民军的敌意,来减轻国民军的压力。阎锡山因为已经加入了奉直联盟,回电李烈钧表示“己身人微言轻,恐无助于大局”。阎同时还在大同等地增兵并扣留了国民军的车辆和家属,但招待周到,过了二日即于放行。阎用这样的方式向奉、直表示自己已参与对国民军的行动,但又不得罪国民军。

  1926年4月南口战事激烈,国民军准备向绥远、平地泉退却,但恐山西阎锡山出兵扼守大同,截断国民军退路。旋由李烈钧和孙岳出面,在1926年4月14日以同盟会老同志的关系,联名致电阎锡山,同时派刘汝贤和李烈钧秘书雷啸岑赴山西太原商洽一切。阎氏信誓旦旦,申明绝不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嘱雷等转告李、孙二位老友放心可也。

  山西的国民党老同志孔庚认为晋北一带空虚,国民军若从大同附近进至太原,扬言拥护阎锡山讨伐吴佩孚,迅速驰出娘子关,急下石家庄,直抄吴佩孚的后路,国民军至少可据有河南地盘,立于不败之地。意见转给李烈钧,李表同意,且自告奋勇,愿先去太原,获得阎锡山的谅解,消除误会,争取国民军和阎锡山联合在一起。5月7日,李烈钧二电阎锡山,说明国民军的精神是和国民党一致的,国民军加入革命阵营对国家有宜。并向阎锡山提出了对当前时局的主张,希望阎和国民军摒弃前嫌。5月9日,阎锡山发电李烈钧表示欢迎李到晋商谈。

  张之江连夜召开军事会议,商讨上述战略,大家亦表示同意。决议电请冯裁决。冯复电否定。

  8月上旬多伦失守,国民军撤出南口,向集宁、绥远退却。此时南方国民革命北伐到了湖北,进攻武昌。直系部分军力南下解围,奉系全面进入北方,阎锡山则对国民军残部采取收编策略。

  李烈钧离开北方回南方

  南口战役失败后,8月上旬李烈钧离开张家口,前往苏联上乌丁斯克和冯玉祥见面。1926年8月30日中午,李烈钧和冯玉祥在上乌丁斯克见面,主要交流南口战役失利的教训,认为失败的原因“一因兵力单薄,二因子弹缺乏,三因情形散离也。”李烈钧根据其在北方国民军两年经验认为人的相处关系很重要,向冯玉祥提出了“人宜谦下”的为人准则,冯玉祥深感此句“是真大可玩味也”。

  休息二日后,冯李二人于9月1日早离开上乌丁斯克,晚上10点到了恰克图。9月3日晚二人分别到了库伦,在库伦冯李待了一个星期,在库伦期间二人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双方达成了很多一致的看法和共识。冯玉祥准备加入革命阵营。在此期间南方革命军北伐进展快速。9月10日接到西北军唐悦良的电报,报告国民革命军已经占领武汉了,冯玉祥“请李协和先复一电,随又发一电,为发宣言准备。”根据北伐形式的发展,李烈钧决定返回南方,从西伯利亚到海参崴坐船返回南方。

  李烈钧在北方国民军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和冯玉祥等国民军的领导建立了很深友谊,对冯玉祥回国后加入国民党和南方国民革命军共同北伐,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日后,李烈钧在南京政府担任政府常委和军委会委员,主要就是协助蒋介石进行北伐,以及沟通蒋介石、冯玉祥和阎锡山之间的关系,最后北伐成功,实现孙中山最终的遗愿,为国家的统一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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