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州梅县松口谢逸桥兄弟俩与辛亥革命

　　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以中国失败告终，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据台湾澎湖列岛及承认划朝鲜为日本控制区，并赔偿2万两白银。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京津大肆烧杀掠夺，抢劫文物财宝。1901年清廷被迫签订了《辛丑条约》，赔偿各国军费白银4亿5千万两，本息合计共9亿8千多万两，从而激发了中华民族爱国志士奋起救国的激情。松口先贤谢氏昆仲就是其中的民主革命先驱者。

　　谢逸桥、谢良牧昆仲系松口铜盘村人，出身于华侨富商家庭，伯父谢梦池，祖父谢益卿均为马来西亚槟城（庇能）巨富，谢梦池曾任清朝驻马领事职（据翰林温仲和著《求是我斋集》记载，当时每年松口侨汇达二万多两白银。潮汕铁路就是松口华侨富商谢益卿、谢梦池父子与张榕轩、张耀轩昆仲合资兴建的，创国人私资创建铁路之先河。)谢逸桥、谢良牧昆仲少年时均先后拜儒举人饶芙裳（岭东四泰斗之一）为师。谢逸桥13岁那年随祖父去了南洋槟城，在洋人办的学校就读3年，深受西方先进民主主义思想影响，见弱国学生遭白人歧视，华人被“卖猪仔”到南洋做苦工而备受凌辱，徒增其振兴中华之志。16岁那年他与弟弟谢良牧回国继续受业恩师饶芙裳。因此其对国学有相当的基础，饱览家藏古书，对宋代政治家王安石积极推行新法极为推崇，以期富国强兵，反对因循守旧思想；对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发扬民族思想论著大加赞赏。进而联系中国社会现状，深感当代青年应负起改革社会之责。在谢梦池捐巨资兴建盘安桥时，谢逸桥结识了许多来自潮嘉闽地区民工中的反清洪门会会友，遂分赴嘉闽拜访名豪义士，并与岭东洪门建立了联系。时康有为在京联合1300余名上京考试的举人，联名上书皇上请求变法。谢逸桥对康有为维新变法救国主张引起了共鸣，但“百日维新”运动却被慈禧太后扼杀，光绪皇帝被幽禁，主张维新变法的谭嗣同等“六君子”人头落地。

　　1895年，孙中山先生组织香港兴中会在广州反清武装起义失败后，参加者之一的程璧光远赴南洋住在谢梦池家，谢逸桥与程因此相识，从而了解到孙中山为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之信念与行动，深受感动。从此思想日益倾向孙中山闹革命。

　　1900年，谢逸桥闻讯孙中山先生到了香港，即与谢良牧、温靖候一起到香港求见，适逢孙中山已离港，后拜访了陈云鹤、唐才常、欧榘甲。谢逸桥与欧氏“相谈甚合”，相约回松口创办团防局，计划在时机成熟时以团放为基础，在岭东地区组织队伍，与长江自立军南北呼应。谢逸桥自港返松后，积极筹办松口团防局，得到温仲和、丘逢甲等人支持，国外谢梦池则汇回大量资金援助。松口团防由饶芙裳任总董，谢逸桥、温靖候任副总董。同年8月，“勤王起义”领袖唐才常等被张之洞捕杀，“勤王起义”失败，清廷大肆抓捕革命党人。这年的冬天，松口团防局被当地官府查封，松口地区处于白色恐怖之中，谢逸桥被迫潜赴南洋槟城。

　　1902年，谢逸桥再次回国，谢氏昆仲一同进入汕头同文学堂学习日文。当时上海爱国社出版抨击清政府的刊物《学生世界》，反清言论激烈，影响极大。谢氏昆仲与革命志士何天翰（籍贯：广东兴宁人）深受影响，闻风响应。这年冬天，谢氏昆仲在家中接待丘逢甲来访，师生就康有为和梁启超所推行的维新变法保皇立宪以及孙中山反清，主张民主共和等思想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谢氏昆仲大受启迪，对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矢志不渝。

　　1904年夏，谢氏昆仲赴日本留学，进东京弘文学院，结识革命志士黄兴（湖南人，广州黄花岗起义72烈士之一）、林觉明（福建闽候人，广州黄花岗起义21烈士之一）、还有后来的民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宋教仁（湖南桃园人）、梁暮光（惠阳会党领袖）以及冯自由（南海人，旅日华侨革命志士）等人。这年的秋天，谢良牧在日本横滨加入了梁暮光、冯自由组织的洪门会，为反清救国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孙中山领导革命之初，着力发动的华侨大都是华侨会党。在海外属粤籍的会党人数多分布广东，其中客籍人士占相当大的比例。

　　1905年夏，谢良牧在日本东京认识了孙中山，缔交合影留念，并积极协助筹组中国同盟会。孙中山先生嘱谢氏昆仲要与岭东会党加强联系，以便引导他们为革命服务。7月30日，谢良牧在东京出席成立中国同盟会的筹备会，向孙中山先生填写盟书，宣誓加入中国同盟会（筹），一同出席的有全国17个省的留日学生代表共50多人，确立了中国同盟会的宗旨：“驱逐挞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8月6日，谢逸桥由东京赴横滨，到访孙中山先生寓所，由孙中山先生监誓加入中国同盟会（筹）。8月20日，谢氏昆仲在东京出席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会上通过了章程，选举孙中山先生为同盟会总理，黄兴为事务部长，谢良牧为执行部会计长（谢随孙中山先生去南洋后由后来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接任）。

　　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后，孙中山领导革命党人开展两条战线工作。一是大力鼓吹民主革命理论，肃清康有为、梁启超保皇派流毒，在海外各地华侨中以建立书报社形式，从中发展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二是在粤桂滇三省发动武装起义。谢良牧受孙中山先生指令，主要负责前项工作，谢逸桥则从事后项工作。

　　中国同盟会经费主要来源于会员缴纳会费。为进一步解决革命经费，孙中山先生拟向海外华侨筹集200万元，对南洋富商寄予厚望。当时孙中山赴南洋所需旅费，均由谢氏昆仲捐款资助，并随行南洋宣传革命及筹措经费。

　　1906年除夕，谢逸桥、温靖候受孙中山先生派遣回岭东地区宣传革命，联络会党，吸收发展同盟会员。谢逸桥为岭东同盟会总监，联络各地会的骨干。他们是五华的张谷山、李济民，兴宁的肖惠长、张花谷、张则通，平远的林鲁传、姚希尧，蕉岭的丘逢甲及本地比较开明有名望的人士吴登禄、卢耕甫、江柏坚、谢鲁倩等。同年3月，谢逸桥与饶芙裳、温靖候等人在松口创办了“松口初级师范讲习所”，表面为新学培养师资，实则为宣传革命。其学员来自闽粤各县。聘请两年前由松口公费送日本留学师范归来的同盟会员饶一梅、梁少慎及五华张谷山、林菊秋、李肩重为教员。饶芙裳、温靖候、谢逸桥为学监（校长）。谢逸桥在学生中吸收革命意识较浓的青年温翀远、丘哲、梁龙、陈啸桥（季博）、丘仰飞、肖惠长、以及教员张谷山加入同盟会。松口示范讲习所结束后，纷纷派学生返回各县镇办小学当教师，宣传革命思想，吸收先进青年加入中国同盟会。革命种子播撒闽粤边境地区。

　　12月18日，经县劝学所批准，成立松口高等学堂，后改为松口公学（松口中学前身），由饶一梅任校长。1907年1月，东京同盟会会员陈芸生发动饶平（潮州）起义，革命党人张喻人、梁鸣九、李思唐等四人参加，并通知谢逸桥派丘映芙、陈啸桥、温翀远到潮州府共谋事。当时陈芸生的主要力量系属洪门会，起义时间确定在正月初七晚上，根据分工，谢逸桥率同志潜伏潮州城内、分布主要据点和车站，与城外民军遥相呼应，谢良牧、林菊秋在城东门外，暗藏于湘子桥下小舟内，迎候民军到来。因天气突变骤降暴雨，城外民军缺乏纪律，屡聚屡散。而城内的谢逸桥、林菊秋、谢良牧却浑然不知，冒风雨站候到黎明仍无消息，始知已失潮州起义机会。5月22日，岭东同盟会在吸取潮州起义失败教训基础上，再次选择黄岗为起义地点。东京同盟会为加强起义领导，从日本派林国英、熊越珊等同志返国协助。孙中山先生的战略计划是黄花岗起义与惠州起义同时配合，以牵制清军兵力。谢逸桥分别通知温翀远与郭守义到汕头，由于潮州镇总兵临时增派军队加强黄花岗的防卫，又适清巡警拘捕抗税民众，黄花岗起义被迫提前。民军几经苦战。终于攻克黄花岗。直至七天七夜苦战后，由于过早暴露力量，未与惠州等地起义军配合，清军水师提督派一营兵来增援，在强敌前后夹攻下，革命军孤军作战，最后被迫将队伍解散，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黄岗起义失败，清军四处搜捕民军，谢氏昆仲冒随时杀头的风险，掩护同志转移，还挺身而出保释被捕同志，为革命保存了大批有生力量，故在同盟会以及会党中有极高的威望。

　　鉴于1907年5月的潮州起义及黄花岗起义失败的教训，皆因缺乏军事指挥管理导致会党民军纪律涣散。虽然起义失败，但岭东地区的革命圣火却熊熊燃烧，此次起义震惊清廷，极大地鼓舞了革命党人对推翻清王朝的决心。7月间，岭东同盟会谢逸桥、谢良牧、温靖候等领导总结经验教训，遂决定创办一所军事学校，以培养岭东地区同盟会员及洪门会党分子的革命意识及军事技术，取名为“松口体育传习所”。由温靖候借出其父新建尚未迁入的广厦“悠悠南山之斋”及新建“温氏精庐”为办学校舍，在屋前加建了遮阳棚作为训练基地。聘请广州陆军速成学校已入盟被劝退学生姚雨平、廖益通、陈次牧、廖挺伦等，和日本体育学校学生林修明、温奋立（温靖候的三弟）以及当地著名拳师谢仲文等担任教官，计划招生180名，经费则由华侨张榕轩兄弟以及谢梦池家和伍佐南、梁密庵等富商捐赠，购置体育器材从中隐藏枪支兵器。校仲分设专修、普通、简易三科，党人及准备联系的志士入专修科，文化程度较低而又愿意从事教育者编入普通科，各路准备参加战斗的洪门会青年及革命者编入简易科。温翀远、丘哲、梁鸣九、周增等作为管理职员。谢逸桥等则在教师学员中注意培养和吸收民族革命意识较强的师生加入同盟会。计有五华的李亦民，兴宁的吴博达，平远的姚希尧，大埔的郭冠雄、郭典三、温选堂、黄新民、叶菊生、梁伯仰、周增、谢宝源等人，后来几科所有体育传习所学员都成为了同盟会员。因松口体育传习所从事军事训练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故结业后改为松口体育会，并由结业学员回乡在平远、兴宁等县学校设体育分会，实为同盟会外围组织。

　　松口体育传习所结业后，谢逸桥依照孙中山先生方针政策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广州。为此，特派谢良牧、梁鸣九、张谷山、姚雨平等开赴广州发动学界和巡防营新军等策反工作，为日后更大规模的反清活动提前做铺垫。当时之所以把目光放在广州的原因；一，在广州新军中客家籍青年占了很大的比重，姚雨平等人在军校中熟人较多，联系面广；二，孙中山、黄兴正在策划云南河口之役，缺乏军事干部，要松口体育传习所新派郭典三、叶菊生、廖叔唐、黄嵩南等赶赴云南，在钦州边境地区协助训练干部和军民。

　　1908年，梁鸣九得到南洋亲友接济的一些钱财，在松口镇开设了一间米店叫“公裕源”，作为来往党人以及接待内外通讯机关、由丘哲主持（民国成立后改为松口图书馆）。李少牧在香港组织梅州商学公所，作为接待回国华侨党人机关。曾伯谔在广州设立梅州陶瓷公司，作为党人联络处所。他们与谢逸桥都有联系，对梅州以及其他各地革命运动都起到了支援的作用。后来的河口之役、新军之役，3月29日广州之役，直到武昌起义都有松口体育会的人参加。

　　1911年3月29日，当时统筹部指令选派30名先锋队员奔赴广州参加起义，其经费经谢家指定温翀远负责发放。这支队伍到达广州后及时与黄兴（广州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之一）、赵声接头。当时参加先锋队殉难者饶辅庭、周增、林修明皆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列。次年，辛亥革命光复潮州起义者郭典三、李济民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1909年8月，梁鸣九与温翀远，廖介和乘日轮奔赴南洋为新军起义筹集经费与军饷，船抵达新加波时，巴城（即雅加达）霍乱极烈，为减少危险，梁决定温、廖在槟城外等候，他到巴城书报社取得进步人士支持四处奔走分头募捐，由200多人参与募捐捐款约合港币5万元交由梁密庵南城铁器店名义汇返祖国大陆，汇票由梁鸣九亲自带回，于10月中旬坐法国邮轮返回新加波时在廖内岛附近与荷兰轮船碰撞沉没，梁不幸葬生鱼腹。梁鸣九是为辛亥革命牺牲的第一位革命党人。

　　松口地区广大革命青年同盟会员，爱国华侨富商，店职员，洪门会党人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辛亥革命最后两次起义高级领导人会议都是在谢氏昆仲伯父谢梦池家中召开，并得到经费上大力支持。1917年4月，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孙中山被选为海陆军大元帅，建立军政府，揭起了“护法”旗号。但盘踞在两广以及云南的桂系和滇系军阀，表面为“护法”和“赞成恢复国会”，实则架空孙中山先生，暗中与直系军阀勾结，打击护法运动。1918年4月，桂系军阀悍然改组军政府，废除大元帅，改为大总裁会议制。孙中山先生愤恨桂系军阀的飞扬跋扈，被迫于5月向国会非常会议辞去大元帅职务。5月21日，孙中山离开广州前往潮梅视察粤军，和联络潮梅的华侨和侨属，慰问同盟会员战友，力促护法局面的开展，发起再一次护法斗争。5月24日，谢逸桥派其弟谢良牧赶赴汕头迎接，邀请孙中山先生访问松口。27日，下榻于谢家“爱春楼”，陪同孙中山先生一同前来的还有胡汉民、邹鲁、姚雨平等人，期间特为“爱春楼”大门首题“博爱从吾好，宜春有此家”。以及为内厅撰写“爱国爱民，玉树芝兰佳子弟；春风春雨，朱楼画栋好家居。”并在“爱春楼”大门前合影留念。5月29日上午，由谢氏昆仲陪同坐“西发”号小火轮前往松口镇参观，在松口公学会见各界民众并向师生演讲，并且合影留念。5月30日，孙中山一行由谢良牧陪同由松口返回汕头而到上海，从事《建国方略》著述。

　　1926年，谢逸桥因病去世，享年52岁，而其弟谢良牧革命成功后先后任广东省政务厅厅长、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参与筹备中国国民党改组工作（这里要说明的是为日后的国共合作而铺路，正如孙中山的遗言，联俄、联共、辅助农工），1925年随着孙中山先生逝世，谢良牧退出政界。1931年6月22日，谢良牧在广州病逝，享年47岁。

　　一百年后，当战争不再笼罩中华大地的时候，回过头来看，其实作为孙中山身边的默默奉献的人又何止是谢逸桥和谢良牧？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代表黄兴和林觉民，他们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挺身而出，抛头颅，洒热血，上演了一出出为了中华民族未来的梦想与现实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在此向这些为了中华民族革命事业的前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