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信札一段史——《吕志伊呈孙中山先生信》手札观后

辛亥革命网 2017-09-06 16:07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叶祖荫 查看:

2017年9月5日,以“欲凭文字播风潮”为主题的《辛亥先贤手札展》,在广州辛亥革命纪念馆隆重开幕。在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展品中,欣喜的看到了外祖父《吕志伊呈孙中山先生信》的手札。

  2017年9月5日,以“欲凭文字播风潮”为主题的《辛亥先贤手札展》,在广州辛亥革命纪念馆隆重开幕。在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展品中,欣喜的看到了外祖父《吕志伊呈孙中山先生信》的手札。

  这是吕志伊1915年2月5日,在赴云南策动反袁起义前夕,托革命党同志面交孙中山先生的一封亲笔信。此手札原件现保存于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据我所知,这是关于研究孙中山先生与反袁护国运动关系的一份重要史料。迄今为止,在两岸编辑出版的各种有关历史资料中从未收录、披露。

  以1915年12月25日在云南爆发的反袁护国起义为标志的护国运动,粉碎了袁世凯复辟封建帝制的黄粱美梦,在中国民主革命发展的关键时刻扭转乾坤,挽救了一次历史倒退,为中国近代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而护国运动究竟是谁发动的?历来众说纷纭。有说是西南地方势力为之者有之;有主张各反袁派别联合为之者有之;更有甚者说是梁启超指使蔡锷为之。尽管这些说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而两岸史学界及当时、当事的辛亥、护国先贤及其后裔都有一个共识,这就是:护国运动是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和影响下,由孙中山先生及其为首的革命党人直接策划、发动的。而研究孙中山先生与护国运动的关系,都会涉及到孙中山派吕志伊赴滇策动这一重要史实。以往,关于这一史实的记载,基本上散见于上世纪20年代北京、上海的各大报刊。20年代以后,逐渐被人淡忘,直到邹鲁先生的《中国国民党史稿》正式提及,才一度引起了一些史家的注意。之后,就连护国运动策源地的云南政、学界,对此也是鲜有提及,知之者甚微。一直到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了李希泌、曾业英、徐辉琪先生合编的《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下)。其中,首次收录了吕志伊1916年11月3-11日发表在北京《民国新报》的《云南举义实录》及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吕天民起草的照会原稿》。这一重要史实,才得到两岸史学界的关注,成为了研究孙中山先生及其为首的革命党人策划、发动护国起义的直接历史证据之一。1995年,笔者曽依据这一重要史料,向云南省纪念护国运动80周年学术讨论会提交了《吕志伊与护国起义》的论文,并被收入论文集出版发行(见《爱国·团结·胜利——云南纪念护国运动8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 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第155-162页)。

  通过吕志伊的上述回忆资料,可以了解到,1914年8月以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初露端倪。孙中山先生在日本重整党务,筹建中华革命党,以推翻袁世凯专制统治,发动“第三次革命”为己任。与此同时,革命党内一部分不愿参加中华革命党的人士,以黄兴为精神领袖,议组“欧事研究会”,提出“首在维持国家,愿政府一意对外”,缓进“第三次革命”的主张。还有人甚至寄幻想于袁世凯集团内部,鼓吹“南方不如北方,地方不如中央”。当时,孙中山先生曾嘱附后来担任中华革命党党务部长的居正、政治部部长的胡汉民等转告吕志伊,希望他到日本协助组建中华革命党。而李根源等也联系吕志伊,转达黄兴希望他参加欧事研究会活动的意见。面对革命党内部存在的“急进”与“缓进”的分歧,吕志伊作为一个老同盟会核心成员,其态度是求同存异,重在反袁的实际行动。他认为:“略言缓进。急进均不成问题,惟视吾人之实力如何耳。予意一面选机会,一面乘机会”。 同时,他通过居正转呈孙中山先生:“余以总理之命自不敢辞。惟日本袁派侦探极多,若赴日恐惹袁氏注意,日后不便在内地工作。滇、川、黔三省本党忠实同志极多,且属边远,袁之势力不及,尚易着手”。 从以上史料中,可以看到:吕志伊不赞成缓进第三次革命的主张,但对中华革命党要求入党人按指模宣誓效忠党首及把党员划分为三个等级等等的做法也有所保留。他没有到日本参加中华革命党组建,也没有履行加入手续。严格讲,他当时并没有加入中华革命党。但他对中华革命党的宗旨、任务完全赞同,并且亲笔写信给孙中山先生,主动要求和接受孙中山先生的领导和委派,以孙中山及中华革命党全权代表的身份赴云南开展策动反袁起义活动。吕志伊作为策动护国起义的当事人,其回忆文章的发表时间,距离护国起义及袁世凯死亡时间仅半年左右,其可信度无庸置疑。然而,其回忆录中提及的、呈送孙中山先生的信件却从未在任何有关文献资料中见到。这也令许多研究者及其后裔不免感到遗憾。现在《吕志伊呈孙中山先生信》的亲笔手札终于面世,弥补了有关史料的缺失。研究者及其后裔可以以实物文献为据,更加充分、具体地论证这一重要史实的历史真实性。

  从这一手札的信封落款上,可以确定,其写作时间是1915年的2月5日。正是吕志伊回忆资料中所说的“乙卯之春……予决计回滇,企图进行”的前夕。其写作地点是吕志伊担任《民国新闻》总编辑时的工作和居住地上海。在信函中,吕志伊针对当时革命党人内部存在的,关于反对袁世凯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卖国复辟,妄图帝制自为阴谋的一些不同意见,如“急进”、“缓进”以及“南方不如北方,地方不如中央”等等,向孙中山先生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看法:“顾急进、缓进,似非一定不易之问题,只视吾人之实力何如?若一面能造机会,一面善用机会,则有志者事竟成也。”至于所谓“南方不如北方,地方不如中央”的说法,“盖城狐社鼠,根深蒂固”之见。并请示孙中山先生:“兹伊拟即回滇,为实力之预备。”请求孙中山先生支持自己的主张,将云南作为发动反袁起义的革命策源地,发动护国运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法,据高屋建瓴之势,固不难传檄而定。”据吕志伊事后回忆,当时在日本东京担任中华革命党要职的居正,接到吕志伊托专人带来的这封信后,“觉生(居正字)即据情转呈,总理深为嘉许,即派余赴云南工作。”由此可知,孙中山先生收到吕志伊的这封信后,采纳了他的建议,委派他作为全权代表回到云南策动反袁起义。吕志伊请命中山,冒死赴滇;运动滇军,促唐反袁;草檄拟名,策动护国的具体情况和历史评价,我已在提交云南省文史研究馆、昆明市政协分别召开的纪念护国运动10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护国起义的策动者——吕志伊》(见“辛亥革命网”2015年11月29日)中专门论及,不再赘述。1915年12月,在孙中山、黄兴的精心安排及其他革命党人,如李根源、张木欣等的具体协助下,李烈鈞、蔡锷等人也先后到达云南。终于在1915年12月25日发动了彻底埋葬袁世凯复辟封建帝制的护国运动,书写了辉煌的历史篇章。

  一百多年过去了,这一充分证明孙中山先生及其为首的革命党人是护国运动最直接发动者的重要史料和珍贵文献,在两岸历史研究机构和辛亥、护国先贤后裔的合作、努力下,终于拭去尘埃,得到发掘并公之于世。这是广州辛亥革命纪念馆及为此次《辛亥先贤手札展》做出努力的辛亥、护国先贤后裔为历史、先辈和历史研究的一大贡献,这是值得高兴,值得庆贺,也是值得我们继续深入进行研究、探讨的。

《辛亥先贤手札展》上吕志伊的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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