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陵九十年风波史
辛亥革命网 2018-01-05 16:00 来源：腾讯网 作者：谌旭彬 查看：
1、1925-1929年，国民政府放弃“国葬”，选择“党葬”孙中山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遗嘱归葬南京紫金山。其时，“革命尚未成功”，孙逝世于对手势力范围，葬礼如何安排，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北洋段祺瑞临时执政府，主张给予孙“国葬”待遇。但孙生前是广州政府领袖，接受北京政府的“国葬”待遇，无异于自我否定。所以呢，1925年3-4月份的治丧活动，段政府虽然在礼仪上，给予了孙“国葬”待遇，但治丧活动完全由国民党人主导，宣传报道上几乎看不到“国葬”字样。
“国葬”规格自然高于“党葬”。国民党人在1925年不愿接受北京政府的“国葬”待遇，可以理解。惟完成国家统一后，南京国民政府在1929年夏，将孙的遗体自北京迎至南京正式安葬时，所选择的，却仍然是“党葬”，而非“国葬”——葬事筹备委员会明确指示，各类纪念品不准使用“国葬纪念”字样；中山陵碑文也书作“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而非“国民政府葬前临时大总统孙先生于此”。①
显然，国民党人出于现实政治利益考量，希望能够借助“党葬”的形式，继承并垄断孙中山所遗留的政治遗产及其解释权。
1929年6月，中山陵举行“奉安大典”
2、陵园建设期间，有诸多可议之处，如征地拆迁导致不少民众“流离沟壑”
自1925年4月勘察墓址，至1929年主体工程完工，中山陵的修筑历时四年之久。已远远超出了孙生前“向国民乞此一块土以安置躯壳”的本意。
陵园的征地、修筑过程，也有诸多颇具争议之处。以征地为例。1927年之前，江、浙地区是北京政府的势力范围，征地搬迁工作进展缓慢；1927年4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葬事筹备处权力大增，征地搬迁工作进展神速。孝陵卫镇长王桂芳，曾如此多次向当局哭诉被迁百姓的悲惨遭遇：
“总理陵园自开始建筑以还，征收民等土地岂止万千，皆惟命是从，令迁即迁，令让即让，倾家荡产者有之，流离沟壑者有之，甚至因之而毕命以殉者亦有之，其牺牲不可谓不大。兹已迁无可迁，让无可让，只余孝陵镇一席之地藉为栖身之所。而该会仍不体念苦衷，一纸布告，使千百颠连无告之民惊惶失措，如丧考妣，抢地呼天，哀告无门。此岂仁者为政所宜出，此更岂我向以天下为公之总理所能容哉?……我总理在天之灵，亦必大加叱责也。”
陵管会总务处给王桂芳的回复是：“汝等须念总理提倡革命苦心，应抱绝对牺牲之宗旨，从速前来登记。”②
3、南京沦陷后，汤卜生冒险驾机至南京，以鲜花“空中谒陵”拜祭孙中山
尽管国民党努力强调“党葬”，但自中山陵落成之日起，祭陵活动就已经超出了党派范畴。1931年11月，清华大学历史教师吴其昌痛心于东北军之不抵抗，率家人赴南京请愿。得到蒋介石必会抗日的肯定答复后，于中山陵绝食哭诉八十四小时，发表《昭告总理文》，内称：如蒋介石、张学良实践诺言，“尚望先生在天，明神佑之”；如蒋、张二人食言卖国，“尚望先生在天，明神殛之！”。③1933年，段祺瑞秘密脱离日军势力范围，至南京拜谒中山陵，公开表达不与日军合作的立场。1935年，又有续范亭至中山陵剖腹明志，呼吁抗日。至于学生团体以谒陵为名向当局请愿，更是年年皆有的寻常之事。
1937年12月7日，国民政府撤离南京前夕，蒋介石率众人至中山陵，在孙中山塑像前“默哀良久，……参与谒陵者，无不黯然失神，还隐闻啜泣之声”。此后，国民政府开始以“遥祭”中山陵的形式，来表达坚持抗战的国家立场。1938年“五七国耻日”，中国空军飞行员汤卜生，冒险架机飞抵沦陷后的南京中山陵上空，绕牌坊、祭坛、灵堂三圈后，抛下一束鲜花，完成“空中谒陵”仪式。④此举极大地振奋了国人的抗日信心。三个月后，汤卜生在衡阳空战中壮烈牺牲，年仅26岁（1949年后，某些“文史资料”撰写者竟诬蔑汤卜生空中谒陵，乃是在向日军传递卖国情报）。⑤
4、1940年，国民政府改变宣传口径，“党葬”终于向“国葬”低头
鉴于作为民族象征的中山陵，远远压过了作为党派象征的中山陵，1939年11月，国民政府终于开始考虑在宣传上，将孙中山由“本党总理”升格为“中华民国国父”。1940年4月，官方正式发文，要求在各种正式场合、各种文书出版品种，“尊称总理为中华民国国父”。⑥“党葬”终于向“国葬”低头。
此一时期，南京的汪伪政权，也把孙中山称作“国父”。只是汪伪在政治上与孙中山背道而驰，只能靠频繁的谒陵、空洞而繁琐至极的仪式，作为填补，来强调这层“继承关系”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