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秋瑾(2)

　　一九〇五年暑假期间，我由东京回国省亲。当时我父亲在四川打箭炉游幕未回，只有我母亲住在长沙。先母以我年少阅历不深，过去在善化学堂闹事被开除，怕在日本又出问题，因此很不放心。我将在东京的求学情形详细禀告，并说“来往很方便，你老人家不妨亲自去看看。”得她同意，于是我们母子二人一同到了东京。这时秋瑾已在日语讲习所结业，由国内省亲归来，入青山实践女校附设师范班学习（这个师范班是范源濂与实践女校校长下田歌子所发起的，修业期限为一年，除国文教员章士钊外，其余教员均系日本人，用翻译上课）。秋瑾见我母亲来到，热情接待，态度和善可亲。她对我母亲多次人谈到男女平权、女子要受教育的问题，怂恿先母留在日本和她一道求学。恰好其时湖南选送的官费留日女生许黄萱祐等二十人也都进入师范班，同乡人多，又有秋瑾力劝，我母亲就决意留在日本读书了。她原名谭莲生，入学后由我代她改名王勚。在实践女校师范班中，她是第三个年纪大的学生（湘阴人聂某四十九岁，许黄萱祐四十四岁，我母亲四十三岁，同学昵称为“三伯妈”）。我母亲的年纪比较大，身体又不大好，秋瑾对她照料很周到，遇到劳动的事，总是抢先代做，尽力而为，不让我母亲操心费力。我母亲多次向我谈到，秋瑾在校顽强苦学，毅力惊人，每晚做过错功课，人家都已息灯就寝，她仍阅读、写作到深夜，每每写到沉痛处，捶胸痛哭，愤不欲生。待到我母亲再三劝导，才停笔上应酬。现在收入《秋瑾集》（一九六〇年中华书局版）中的诗词文稿，有许多就是这时期写的。

　　实践女校师范班仅办一期即未续办，湖南派遣官费留学的二十人，我现在记得起来的有：许黄萱祐（长沙人，曾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学监督，并创办私立隐珠女学。一九五三年病故，寿九十二岁）、许馥（长沙人，范旭东之妻）、许徽（长沙人，仇亮之妻）、吴珊（湘潭人，胡迈之妻）、张汉英（醴陵人，辛亥前后从事妇女运动）、王昌国（醴陵人，曾任省议员、务本女校校长）、许璧、黄国厚、黄国巽、黄辉、彭渊恂之妻（忘其姓名）等十一人。此外，自费附学的约十人，秋瑾、湘阴聂某和先母等都是。每期须缴学费十六元，加上衣服、书籍、纸笔、零用等费，每月需三十元之谱。据我了解，上述诸人中，现存者有：黄国厚（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许馥、吴珊（均居上海）等三人；存亡不明者为黄辉与彭渊恂之妻。

　　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日，日本文部省公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留学界异常愤激（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总数达七八千人），无形中分成两派：一派主张立即退学回国，另在上海办学，以洗日人取缔留学生之耻辱；一派认为既来求学，即宜忍辱负重，学成然后归国。双方各执一词，互有辩驳，争论至烈。我那时倾向于后者，而秋瑾与陈天华、田桐等人则都是力主迅速回国的。这年十二月八日，陈天华愤不能平，竟写好一封绝命书，劝告留日同学坚持爱国主张，奋斗到底，自己则在东京大森海湾投海自杀。自陈天华投海后，秋瑾受了很大的刺激，决计立即回国，自谋出路。在陈天华投海的第二天（十二月九日），她就写了一封信给大哥秋誉章，告以留学界因取缔规则公布，“俱发义愤，全体归国，此后请勿来函，大约十二月须归来也。”同月二十二日，又寄书秋誉章说：“近日留学界全体同盟停课，力争规则之辱，……决议全体归国，故纷纷内渡已及二千余人。妹亦定此月归国，以后再作行止”。在我的记忆中，秋瑾是在一九〇五年年底以前由东京动身回国的。临行前某天，是星期日，她同我母亲一道来到我的住所（当时我在日本私立海军预备学校——海城中学学习，为照顾我母亲起见，特迁至赤坂见附町见晴馆寄宿），问我归国与否？我说：“甲午之耻未雪，又订辛丑和约。我们来到这里，原为忍辱求学，我不赞成在此时回国，并希望大家暂时忍耐，不必愤激于一时。”秋瑾见我这样回答，没有表示反对意见。过了几天，她就束装回国了。

　　秋瑾回国后，不久就寄了一封信给我。现在抄录如下：

　　吾与君志相若也，而今则君与予异，何始同而终相背乎？虽然，其异也，适其所以同也。盖君之志则在于忍辱以成其学，而吾则义不受辱以贻我祖国之羞；然诸君诚能忍辱以成其学者，则辱也甚暂，而不辱其常矣。吾素负气，不能如君等所为，然吾甚望诸君之毋忘国耻也。

　　吾归国后，亦当尽力筹划，以期光复旧物，与君相见于中原。成败虽未可知，然苟留此未死之余生，则吾志不敢一日息也。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

　　且光复之事，不可一日缓，而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则自唐才常以后，若沈荩、史坚如、吴越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愿与诸君交勉之。

　　这封信是由上海寄到东京的，信尾具名是“兄竞雄顿白”（她归国后给我的信都是这样具名的）。信中所说：“吾归国后，亦当尽力筹划，以期光复旧物，与君相见于中原。”又说：“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这几句话，反映了她经过在东京两年的锻炼，深明革命大义，决心以实际行动挽救祖国的危亡，即牺牲生命亦所不惜，忧国忧民的沉痛心情，溢于字里行间。我读了以后，深受感动。

　　后来知道，秋瑾回到上海，住在虹口厚德里，结识了许多革命同志，经常秘密商讨革命问题。并于一九〇七年一月，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份女报——《中国女报》。她自己撰写了《中国女报发刊辞》，又用白话体写了一篇激昂慷慨的书告——《敬告姊妹们》。秋瑾在办报的同时，并没有放弃武装斗争。她与徐锡麟保持密切联系，积极筹组“光复军”，定期在皖、浙两地起义。一九〇七年春天，秋瑾回到绍兴，主持大通学堂体育专修科。大通学堂实际是一个军事学校，名为学习体育，实则借此培养军事人才。秋瑾常常穿了男子服装，骑着马，带领学生到野外打靶，练习射击技术。这时，她也不断有信给我，说了许多勖勉的话，并将所著《精卫石》文稿寄来，托我在东京出版。我正准备交印，她又来信索回，说要修改内容。后来就没有再寄来了。最近看到《秋瑾集》中刊载的《精卫石》是弹词，我记得她那时寄来的是曲牌，可能是索回之后修改的。就在这年春天，秋瑾回到湘潭王家视其子女，并告其夫说：“我已以身许国，今后难再聚首，君可另择佳偶，以为内助。”居住几天，即行返浙。她这次去湘潭，往返经过长沙，都住在我家（通泰街忠信园）。我的六岁侄女孟明，看见她穿的长袍马褂，一派男装，称之为“秋伯伯”。其时我母亲已经回国，在周南女校教课。

　　一九〇七年七月十三日（阴历六月初四），秋瑾在大通学校被捕，同月十五日，就义于绍兴古轩亭口，年三十岁。其遗骸由女友吴芝瑛、徐寄尘等收拾，葬于杭州西湖西冷桥畔，墓碑题为“呜呼鉴湖女侠秋瑾之墓”。翌年，清御使常征奏请平毁秋墓，并严拿惩办吴、徐两女士，因社会舆论群起反对，吴、徐幸免株连。烈士遗骨，由王廷钧以其子沅德名义，迁葬于湘潭之昭山。烈士死后次年，陶成章等密遣同志，诛胡道南于绍兴某寺。胡之告密，事载《秋女侠冤狱汇案》中所收贵福于六月初五致浙抚张曾◇禀；胡被诛经过，是陶成章辛亥前在东京亲自告诉我的，但陶自己所撰的《秋瑾传》却没有提到这件事。

　　一九一一年六月，我母亲在长沙病故；翌年五月，我由上海回湘奔丧。其时湘浙两省商定，迎送烈士遗骨返浙，复葬西冷桥畔。长沙辜天佑带领烈士之子沅德来见我，说王家认为烈士子女均在湘潭，不赞成迁葬西湖。经我婉加解释，始无异议。这时又有部分同盟会员主张改葬岳麓山，我也力持不可，因为烈士出生于浙江，就义于浙江，自以复葬西湖为宜。烈士忠骨复葬西湖后，湖南妇女界及同盟会呈准都督府拨长沙市黄泥塅陈湜神速改建秋女烈士祠，并推我经办这件事，经费则全部由王家负担。我除主持建祠事宜外，并将辛亥前陶成章在东京交给我保存的烈士诗文稿（我当时又寄回长沙，交先母保管）编为一集，以“长沙秋瑾烈士纪念委员会”名义出版，题名为《秋女烈士遗稿》，我在卷首写了一篇《秋女烈士瑾传》，略叙烈士生平及死难经过。这个集子印数不多，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

　　秋瑾的儿子王沅德，号重民，一八九六年生，上海正风大学毕业。曾任报社经理、中学教员等职，解放后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秘书，一九五五年在长沙病故，年五十九岁。沅德临危时，嘱家人将所存他母亲的遗照数帧并《秋女烈士遗稿》一本送到我家（我已转送湖南省博物馆保存）。

　　岁月不居，秋瑾殉国已有五十四周年了。当年横滨三合会同志，大概都已不在人间，回首往事，真是“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鲁迅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