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理治传（连载四）

　　（四）

　　1935年11月，朱理治参加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即中革军委）在直罗镇召开的会议。会议听取并通过了毛泽东作的关于战略方针的报告。报告指出，大量消灭敌人，猛烈扩大苏区，扩大红军，是三位一体的任务，红军的战略方针是攻势防御，将红军主力集中南线，出中部、洛川，切断西安至延安的交通，相机夺取中部县城，争取夺占甘泉、延安。会后，中共中央决定朱理治和李富春、蔡畅、肖劲光等组成中共陕甘边省委，由朱理治任省委书记，李富春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朱理治认为李富春比自己更有经验，主动向中央提出与李富春对调，但未被中央同意。于是，朱理治按照中央的指示领导中共陕甘边省委，首先，建立和健全了各县党的组织，接着进行了土地改革。朱理治亲自带领工作队到王家坪蹲点，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广大农民分到土地以后，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中共陕甘边省委在此基础上，创建了红29军，并由肖劲光、朱理治分别兼任军长和政治委员。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次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20位共产党和红军负责人联名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愿意首先同东北军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随后，主力红军在毛泽东亲自率领下，东渡黄河，奔赴抗日第一线，红29军也随之东征。东征前，毛泽东亲自把朱理治找去汇报工作。听到他的汇报后，毛泽东表示满意和放心。这时，陕甘边只留下两个连的红军，省委所辖地区只有6万人口，而包围陕北苏区的东北军却有6万之众。朱理治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一方面努力扩大红军部队，发动游击队和群众阻止敌军的前进，一方面集中力量作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中共陕甘边省委驻地面临的是东北军的107师，师参谋长也姓朱。朱理治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我们都是朱洪武的后人，绝不能同室操戈，再让外族来灭亡中国。后来，省委又派人做了107师师长刘翰东的工作，组织工作队替东北军购买给养，举行联欢。107师通过省委的大量工作，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改变了敌对态度，成为东北军中与红军建立友好关系的第一个师。他们不仅不向红军主动进攻，而且对于出入苏区的中共和红军人员给以方便。毛泽东在东征期间看到朱理治在党刊上介绍对东北军开展统战工作经验的文章，还特意写信给他，表示鼓励。在整个东征期间，毛泽东、周恩来与朱理治始终保持着电报往来。陕甘苏区在红军主力东征的情况下能得到巩固和发展同朱理治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1936年5月，中央主力红军胜利返回陕北。中共中央根据苏区扩大的新形势，决定成立陕甘宁省委，由李富春任省委书记，朱理治改任陕甘工委书记，并以中央巡视员名义负责指导、检查苏区各地的东北军工作。23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出席了会议。会议听取了朱理治对东北军及陕甘工作的汇报。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我们要在东北军造成抗日反蒋的空气。会议决定，今后不再对东北军进行军事打击，并且可以给一定的让步，争取在东北军内开展公开的工作。为了加强共产党对争取东北军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副主任叶剑英，李克农、伍修权、朱理治、彭德怀、肖劲光、欧阳钦、边章五等为委员，朱理治任秘书长。中央“东工委”的成立，把东北军中原有的中共组织和中共党员统一领导起来，形成了东北军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核心。

　　1936年8月初，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联名致信张学良，信中通知他准备派潘汉年、叶剑英、朱理治到西安协助他工作。接着，周恩来当面向朱理治交代了任务，介绍了有关情况。朱理治于8月底到达东北军司令部的驻地西安，与先期到达的叶剑英、彭雪枫一起，被张学良安置在其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家里。叶剑英、彭雪枫做张学良等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朱理治作为中共中央驻东北军特派员，具体负责领导东北军地下党组织的领导机构——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在西安最初的一个多月里，朱理治向刘澜波、苗勃然、宋黎等“东工委”领导人员传达了《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组织他们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正确领会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精神，使他们思想认识和政策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明确认识到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军的全部或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党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他还遵照中共中央指示，集中抓了扩大援助绥远抗战的运动。如通过东北民众救亡会（简称“东救会”）发起募捐；派代表到绥远慰问部队；动员数千学生、市民两次到西安附近军队驻地宣传；成立由20多个团体组成的西安绥战后援会等。为了对付南京政府对西安抗日力量的压迫，他领导“东工委”制定了充分利用东北军、17路军与国民党省党部、宪兵团、政训处的矛盾，促使“东救会”主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人士谈判，在东北军、17路军和地方上层争取中共抗日主张的赞同者，尽力纠正抗日进步力量内部在宣传和行动上的一些“左”的倾向等策略，收到了显著成效。在此期间，朱理治大力健全和发展党在东北中的组织，加强党在统一战线组织中的领导地位，使党员人数由二十几名发展到210名。他针对党员因部队驻地分散而联系不便的问题，决定就近设立党小组、党支部，并在主要由北平抗日进步青年学生组成的东北军学兵队中成立了一个党总支。他还亲自到学兵队，向学员们讲授社会发展史，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抗日主张，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为学兵队编写教材。经过中共东北军地下组织的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大批学兵队员后来分散到东北军各军、师、团，取代国民党的政训人员，在整个东北军中，“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愈益高涨。

　　1936年10月，蒋介石拒绝了张学良的抗日请求，调集嫡系部队30个师，云集潼关一带，逼张进攻红军。朱理治于11月4日写信给周恩来并转张闻天、毛泽东，认为“目前时局若无重大变化与重大压力加于蒋氏，则出兵援绥很大可能成为一种姿势与手段，表面上领导抗日，而实质上拆散西北联合战线的情势，进攻红军与解决东北军。”与此同时，朱理治与“东工委”委员宋黎每天碰头，布置隔天的工作，积极组织发动西安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以期运用社会力量，敦促张学良“逼蒋抗日”。宋黎原为张学良兼任校长的东北大学学生，他当时住在张学良的公馆，与西安的学生界有密切的联系。朱理治和宋黎通过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发动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朱理治还通过东北军学兵队中的地下党员，发动学兵队的人到张公馆向张学良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被他们的抗日热情感动，发誓说：“我如不抗日，你们可以枪毙我。”12月4日，蒋介石第二次回到西安，要与张、杨“摊牌”。在朱理治和“东工委”的布置下，西安各界援绥后援会于12月8日召开会议，通过了请政府出兵收复失地等要求。第二天，西安上万学生、市民参加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游行示威，并向临潼蒋介石住地进发。张学良怕群众遭宪兵镇压，劝大家回城，发誓说“一星期内以事实答复大家”。当时，中共尚不知张、杨已准备实行兵谏，故朱理治于12月11日给中央的信中还表示，“等下星期张答复后看情况准备更大的向蒋之请愿活动”，“设法动员东北军与17路军的将官、士兵请缨，请愿签名”，“一直走到士兵的骚动”。第二天，张、杨用武力抓住了蒋介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来到西安。第三天，他在孙铭九家里接见了朱理治，详细听取了朱理治的工作汇报，向朱理治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指示方针，要朱仍以中央特派员的名义领导“东工委”，动员东北军的中共地党员，广泛深入宣传这一方针。周恩来还要他与“东工委”同西安城里设立机关。朱理治在新的机关组织大家学习讨论周的指示，与“东工委”一起全力以赴地宣传中共关于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东北军中一些少壮派军官，先是反对释放蒋介石，以后得知蒋扣压了张学良，又力主与蒋决一胜负。中共代表团与东北军、17路军决定避免内战、促进和谈成功后，他们认为东北军王以哲等高级将领作梗，于1937年2月2日枪杀了王以哲。此时，朱理治正因患肺炎住在医院，不久转至三原红军总部休养。当听到部分参与“二二”事件的少壮派军官又策划反对东北军移防时，他立即通过“东工委”对他们进行说服、劝阻，保证了东北军顺利移防和中共中央意图的实现。

　　1937年4月初，朱理治在西安召集刘澜波、苗勃然、宋黎等开会，总结“东工委”的工作。会议肯定了“东工委”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依靠共产党员和广大群众，坚决贯彻关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为团结东北军，争取东北军走上抗日的道路所作的大量工作。同时，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工作中的教训，并根据东北军移防等新形势，对“东工委”进行了改组。4月中旬，朱理治到西安七贤庄红军办事处，向周恩来详细汇报了“东工委”的改组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朱理治在中央驻东北军特派员的半年多时间，正值西安事变前后。他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信函和报告中，及时汇报了西安各种政治力量的动向及对统一战线的态度，分析了西北抗战和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势以及促蒋抗日的条件，就帮助东北军、推动西北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扩大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等问题，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他在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反对部分同志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圆满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4月底，朱理治返回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党的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代表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