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的漳州记忆

辛亥革命网 2018-01-16 09:46 来源:新浪博客 作者:青禾 查看:

革命党武昌起义发生在1911年的10月10日,而漳州光复,却是发生在一个月之后。

  中国纪年,60年一甲子,有许多辛亥年,当代人通常所说的辛亥年是指1911年,即在孙中山领导下,革命党发动武昌起义,导致满清政府倒台,封建帝制结束,中华民国建立的那一年。

  革命党武昌起义发生在1911年的10月10日,而漳州光复,却是发生在一个月之后。

  17年前,我对辛亥年的漳州记忆

  余生也晚,不可能亲历那次革命,这里所说记忆的意思,是记下别人的回忆。我第一次接触有关漳州辛亥革命的史料是十七年前,为撰写《杨骚传》。在综合有关史料之后,我写下了以下文字,试图从一个角度描绘出当年漳州光复的画面:

  杨维铨(杨骚)十一岁的时候,发生一件重大而有趣的事情。那一天,他和他的同学们举火炬提灯笼,上街游行。

  这一天是1911年11月11日,也就是清宣统三年农历九月二十一日,这一天,漳州光复。

  1911年10月10日,武昌的革命枪声敲响了清朝统治的丧钟。十二天后,湖南、陕西两省宣告独立,之后,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安徽、广西……各省纷纷树起独立的旗帜,脱离清廷。革命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全国。十一月九日,福州宣告光复,隔二天,漳州宣告光复。是日,林者仁、陈智君、李纪堂、陈兆龙等革命党人在汀漳龙道的衙门口卸下杏黄龙旗,升起革命军旗。同时,明伦堂(府学宫)升起五色革命旗。革命者并当众宣布:

  “现在时危势迫,各省警报纷纷,我漳伯叔兄弟,各有身家生命,必须力求自保,方免祸至灾临,现在绅商学界,大家求保平安,为此宣告独立,军民合力一心,商界照常贸易,居民从此安宁。”

  蓝天,白云。农历九月的漳州城,秋高气爽。鲜艳的十八黄星旗在城道台衙门上高高飘扬。

  漳州知府、道台、龙溪县知事及其他官员们早已闻风而逃,如鸟兽散。没有流血,胜利仿佛来得很轻松,又仿佛是一出闹剧,头天晚上,一些革命党人携带铁烟罐伪称炸药,威胁狱吏开监尽释囚犯。另一些革命党人拿着四颗自制集束手榴弹,到道台府上,把道台吓跑了。人们还没有完全明白过来,就换了个朝代,“宣统”成为过去,民国已经到来。家家户户拿下杏黄龙旗,插上五色旗,表示拥护共和。店铺照旧开业,东门街,双门顶,东闸口……该热闹的地方还是那么热闹。中国人极容易顺应潮流,大势所趋,便“咸以维新”了。光复后的漳州,到处给人革命的感觉。青年学生们兴高采烈地剪掉“猪尾巴”(长辫子),相约到照相馆摄影留念。“天足会”也成立了,反对包缠小脚,号召妇女解放双脚,于是,许多当初哭哭啼啼地缠脚的女孩子,放了双脚,大大咧咧地走到街上。“文明戏”也有了,只是,台上的女主角都是男学生扮演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是革命军。漳州的革命军还没有来得及穿上军装,他们从角美招募来,拿着鸟枪、大刀、木棍,便进城来了。巡逻,示威,很风光。当然,最激动的还是小学生们。他们上街庆祝游行,他们的心象手上的灯一样,在燃烧、在跳跃、在流荡。

  杨维铨是这些学生中的积极者,他早早地准备好了,早早地到了学堂,他手中的三角灯上,还画了一个带刀的好汉,不知是从哪部武侠小说的插图里学来的。上街游行,这是杨维铨一生中的第一次……

  十一岁的杨维铨上街游行并非完全是盲目的。杨维铨所在的学校是一个革命气氛很浓的学校。这里有一位教习叫宋善庆。他提倡新学,对文学、书法、篆刻、音乐、体育甚至世界语都大力提倡,他在课余时教学生弹风琴、吹口琴、拉二胡、打篮球。他的宿舍里不但有照相机、热水瓶、手电筒,还挂着一幅朱体行书,是他的手笔:“外患内忧梦里萦,忍闻故国尽悲声;劝君莫惜头颅贵,留得中华史上名。”他支持学生组织“剪发会”,他带头剪去长辫子,穿上西装,照相留影。在他的影响下,杨维铨和他的同学们在光复之后立即剪去辫子。他们是漳州第一批剪掉“猪尾巴”的人,他们是剪了辫子,提着灯笼上街的。杨维铨还不知道“革命”的真义,但他知道胜利,光复,用孩子们的话来说,是“我们赢了”。既然我们赢了,就要庆祝,就要提灯笼游行。提灯,这是吉祥,是祝福,是热闹,是欢庆。提灯上街,对于漳州的小孩子,并不新鲜。每年元宵,杨维铨都和小伙伴们提着五光十色的灯笼,在街上游玩,高叫着,想喊什么就喊什么,追逐着,想到那里就到那里,灯笼像条火龙,在街上窜来窜去。漳州传说,元宵夜,天上的状元爷要下凡游街。状元爷童心未泯,喜欢和小孩子们一起游玩。于是,家家户户都叫小孩提灯上街,大概是想沾点状元爷的灵光吧。而今天的意义却不同,谁也没想到天上状元爷的传说,大家都沉浸在“光复”的欢乐之中。全市的小学生们都上街,灯火把街道照得通明,灯光把两边房子的影子不断地向后推去,推去。灯火的波浪在街上滚动,前进。这是多么壮丽的场景啊!

  带队的是杨维铨学校的军事操练教官。这位教官叫徐壮立,他是游行的总领队,全副武装,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最前面,不断地振臂高呼:“光复,光复,共和万岁!”那声音十分宏亮。杨维铨情不自禁地举起右手,扯开喉咙高呼,左手的灯笼有节奏地跳荡着。徐壮立是一种新的形象,是威严与力量的象征。他是保定军校毕业的,高大威武,对学生要求很严格,同学们很怕他。他是军事操练的教官,但他似乎对操练不怎么感兴趣。上课时,他把学生们带到半月楼,“稍息”之后,便长篇大论起来,从南京条约到马关条约,历数清廷的腐败卖国和无能,慷慨激昂。对于这些十几岁的孩子来说,他似乎讲得太多太深太急了。杨维铨并没有完全听懂他的意思,但他着实地感受到他的情绪,他感到自己完完全全地站在这位教官的这一边来了。如今,他们赢了,胜利了。

  这或许是杨维铨一生中第一次感到胜利的欢欣。

  其实,我在收集有关史料的时候,还有一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名的漳州人的名字浮现在我的眼前,他就是许地山。许地山的父亲许南英原系清朝驻台南筹防局统领,1895年中日战争爆发,许南英奋起抗日。战争失败,富有爱国心的许南英“不愿作遗民”,率家迁回大陆,落籍漳州。其时,许南英与杨维铨的养父杨鸿盘交往甚密。不久,许南英授三水县知县,许地山随父到广东。辛亥革命漳州光复那年,许南英被推举为漳州民事局长,许地山又随父返漳。18岁的许地山受省立第二师范之聘,任博物、手工教员,不久,转任师范附小主事。成了杨維铨的老师。十七年前,孤陋寡闻的我还满怀希望地想从史料中寻找漳州另一位现代文化名人林和乐(林语堂)的踪迹,结果一无所获。当年林和乐在厦门教会中学寻源学院读书。我只在林语堂先生的次女林太乙女士的《林语堂传》中找到一句与辛亥革命有关的话:“和乐到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那年,中国革命成功,推翻清廷。”

  44年前,我遭遇一位辛亥年漳州光复的功臣

  在阅读漳州辛亥年光复的史料中,还有一个名字让我的心怦然而动,这个人叫陈智君(陈亮)。陈智君是我接触过的唯一一位辛亥革命志士。大约是1966年的秋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兴未艾,如火如荼”,19岁的我被叫到漳州东门的一个“破四旧指挥部”,那个指挥部有“红卫兵”,也有公安人员,任务之一是从国民党残渣遗孽的家中抄出暗藏的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枪枝,其中就有陈智君。我当时并不知道陈智君为何许人,跟着人家走。陈家在东门街(新华东)一座很深的“竹杆仔厝”内,房子很深,前门临街,后门是田野。中间有天井,天井中有一口水井。陈家住二进楼上的一间房子,有一个木板窗对着天井。听说有革命群众揭发,陈家曾在前一天的半夜往井里扔东西。于是,指挥部把注意力放在那口井,结果,从井里掏出一副麻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的真正的麻将,很好奇,湿漉漉地摸了好久,有人悄悄地告诉我,这是骨牌,很值钱,是地主资产阶级才会有的东西。大队人马走后,指挥部的人让我留下来做陈智君的思想政治工作,让他老实交代。陈智君的房间很小,一张大床和一只大橱占去大部分空间,房内显得很逼仄。他坐在床上,我坐在对面桌边,说,你的枪呢?他说,本来就没有枪,麻将也不是我的。陈智君是一位和气而沉着的老人,他的身上有一种东西让我变得心平气和,几十年后我才慢慢地体会到,那就是人们所说的气质。他说话的时候脸上居然带着微笑。这种微笑带着岁月的沧桑却又似有似无。他的平静让我相信,他家没有枪。老人指着桌上一盒东西,说,就剩那盒雪茄了,你要认为是“四旧”就抄走。雪茄?我的眼睛亮了一下,在茅盾的《子夜》里看过这个词,可从来没见过真正雪茄的样子。于是我把盒子打开,里面躺着几根黑色的烟,不是平时常见的卷烟,像是用晒干了烟叶直接卷成的,不是圆的,是方的。我小心翼翼地拿起一根,放到鼻子上闻一闻,说,这就是雪茄啊!他说,想抽吗?我说,不不,我不会。他又微笑了一下。这时,走进一位老妇人,人们告诉过我,她是陈智君的“细姨”(小老婆)。老妇人很不情愿地在他的身边扔了几块饼干,对我说,他胃不好,得常吃点心。又说,过好日子的时候,没我的份,如今担心受怕的,全得靠我。他们呢?我问。我的意思是陈智君的其他家人都哪里去了?全走了,她说,一解放就躲得无影无迹了,还等到现在!陈智君说,对毛主席的红卫兵说这些做什么?说着便对我苦笑了一下。

  历史常常在人们的偏见中走失。已经高中毕业的我居然对眼前的这位老人一无所知。我心目中只有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和雷锋同志,当然,还有那轮红彤彤的永不落的红太阳。我不知道眼前这位有点可怜的老人曾经是漳州政坛上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是辛亥年漳州光复的功臣。

  上世纪90年代,我在《漳州文史资料》第六辑《辛亥革命漳州光复志士传略》看到这样的文字:

  陈亮(1884-1967),字智君,祖籍福建省海澄县人,早年入私塾,参加科试进秀才,后入漳州中西学堂。辛亥革命前加入同盟会,并参与辛亥漳州光复活动,为领导者之一。曾留学日本,段祺瑞执政时任参议院议员,二十年代初北洋军阀统治时,曾任汀漳龙道道尹。北伐前参与地方民军反抗北洋军阀张毅统治漳属的参谋团活动,国民革命军东路军进占福建省后,一度任福建省财政厅会办等职。

  尽管这段文字写得十分谨慎,我们仍然可以从中体味到陈智君一生的光荣与不凡。1966年的秋天,我面对的是一位年过八旬的革命老人。如果我们不是以那种方式遭遇,哪怕是在类似于现在的某种“座谈会”或“茶话会”上,我会从他那里听到许多关于辛亥革命漳州光复的生动故事,感受到历史的真实与厚重。也许,我还能从他的身上感悟到许多人生哲理。可惜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尽管他的头上还有一顶“政协漳州市委员会常委”的桂冠,他仍然在一夜之间成为“阶级敌人”和“专政对象”。而我,一个无知的青年学生,也只能在私下里对一个可怜老人表示些许的同情。

  我几十年的同事,居然是漳州辛亥革命志士的后人

  在阅读有关辛亥革命漳州光复的史料中,还有一个人的名字从我的眼皮下滑过,没有引起我的兴趣。然而,我却在不经意之中,到过他家,在他家的大院里喝过茶、聊过天。我一直到几十年之后才弄明白,他是我的一位同事的曾祖父。那是一片很大的院子,使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庭院深深深几许”。那片院子坐落在漳州新行街。漳州新行街施氏家族是漳州的望族。一百年前,这家主人施荫棠是漳州光复的主要领导者与策划者之一。

  施荫棠(1862-1942),字拔甘,号憩园,前清恩贡。早年在南洋经商,在爪畦(印尼)加入同盟会,曾将所募集的巨款全部汇给孙中山先生,支持革命活动。宣统元年(1909年)回国,继续从事革命宣传活动,新行街施宅成为当时漳州革命志士聚会的地方。施荫棠的曾孙,我的同事施榆生先生告诉我,听上辈人说,当年漳州光复的策划就是在新行街施家大厝内进行的。施榆生先生是漳州师院中文系教授,又是漳州诗词学会会长,写得一手很漂亮的古体诗,还擅长古诗词的闽南话吟诵,在海峡两岸很有知名度。我们共事二十多年,由同事而朋友。他是施荫棠第二个儿子的孙子。后来,我在他的一位叔公施大桬的一篇文章回忆文章中,看到施荫棠在漳州光复中更详细的记忆。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先父施荫棠的辛亥事略》,载于《漳州文史资料》第15期的“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专辑”。文中这样写道:

  辛亥武昌首义成功,各省纷纷响应。1911年11月9日,福建省会宣告光复,漳州同盟会员陈兆龙、朱润卿、林者仁等见时机成熟,紧急集会谋划光复大计,同盟会员宋善庆和先父施荫棠等均赞同光复义举。当年11月10日(辛亥农历九月二十日),漳州同盟会员秘密议决举义行动,着施荫棠,陈兆龙分头组织武装农民进城。会后,先父即派人到石码崇福社,福浒社及角美洪岱社,发动施姓、方姓宗亲火速响应。当晚凌晨,宋先生和陈清福用铁质香烟罐伪装手榴弹逼走道尹何成浩,朱润卿携带伪装炸弹威胁狱吏开监释放囚犯,揭开漳州的光复帷幕。

  11月11日(农历九月二十一日),先父所组织的农民武装二百余人,各带刀枪,木棍、长矛,藤盾,鸟枪、单响毛瑟枪,浩浩荡荡从浦头港分乘篷船登岸入城。另一批从陆路进入漳州城内,当晚进驻漳州浦头大庙,周爷庙、文昌大帝宫、蔡妈庙、后港大庙、凤浦庙及附近民用空房。夜里,放岗哨、行口令,彻夜巡逻戒备。那天,在我们施家门口竖起两大面的光复五色旗,家中大大小小帮忙煮饭烧水,供应进城的农民军饮用。同日,林者仁等在明伦堂(府学堂,今西桥中心小学)也升起革命军五色旗,宣告漳州光复。

  11月12日(农历九月二十二日)清晨,先父施荫棠身穿合领黄斜纹短装,足穿高筒长靴,腰佩宝刀,头戴盆帽,手举五色旗,骑一匹高大的白色骏马,气势昂扬,在新行街驰上奔下,组织浩浩荡荡的农民武装队伍游行。农民军每人手臂缠带白布,手执武器,昂首阔步,威风凛凛,从东门起游遍漳州城内主要街道。先父骑马走在前面,宣告:“漳州光复了,安民!安民!各行各业,照常营业!”街道两侧人头攒动,男女老少笑逐颜开,欢庆漳州光复。

  这是一段有关漳州光复和当年革命志士施荫棠先生的相当生动的文字。因为他与我的同事施榆生先生血脉相连,而在我的记忆中日愈凸显。每当我回忆在施家泡茶聊天的情形,仿佛能感觉到漳州光复风云在心中激荡。岁月远去,历史却以某种形式向我们表示亲近。一个民族没有历史是悲哀的。而当一个民族从上到下地摈弃历史抹杀历史的时候,历史会以某种方式对我们进行惩罚。解放后曾经的无知与狂热,便是证明。

  漳州光复之后,施荫棠曾任龙溪县参事会参事,福建省议会议员,福建省制宪审查会会长等职,后离开政界,专事教育,曾任福建省立第八中学(漳州一中前身)、漳州国学专修学校校长,1942年病逝。

  文人相亲,我与另一位漳州辛亥老人在历史的天空中相逢

  在距离辛亥革命近100年的某一天,我又和另一位漳州辛亥革命志士在历史的天空中不期而遇。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的家里来了两位文学朋友,他们是《闽南日报》社的陈小玲女士和苏衍宗先生。谈笑风生之后,苏衍宗送我两本书,一本是他的著作、新闻言论集《吊带剪断之后》,另一本是他编注的精装文集《苏眇公文集》。

  苏眇公是闽南近代著名报人,漳州光复的革命志士。而坐在我面前的苏衍宗说,苏眇公是我的祖父。惊讶之余,我再次与漳州辛亥革命志士“亲密接触”。

  苏衍宗“编后记”说:“予为眇公先生嫡孙,整饬先辈遗稿,采撷其芳踪自是责无旁贷、义无反顾、不遗余力……”之于我,苏眇公因为文友苏衍宗而显得格外亲切。

  与其他漳州辛亥革命志士相比,苏眇公更是一位文人。诚如已故福建师大教授、我国著名的易学家黄寿祺先生所云:“一代才人兼志士,天生侠骨与豪情。”

  苏眇公(1888-1943),福建海澄县(今龙海市)人,字郁文,号监亭,别称眇公。14岁考取秀才,1905年被保送到福建师范学堂深造,师从陈宝琛。由于从事反清活动被当局发现,于次年逃亡日本,在东京结识孙中山,随后加入同盟会。1911年夏,苏眇公离开日本回国,参与福州光复大事。11月9日福州光复后,苏眇公到厦门联络革命党人赶回漳州,与漳州革命党人陈兆龙等谋划起义于东门,11月11日漳州宣告光复后,又与陈智君赶至他的家乡海澄,与当地革命党人共谋刺杀知县。促使海澄光复。漳州光复后,成立参事会,苏眇公为参议员,并一度充临时会长。之后,到福州,出任《群报》主笔。

  辛亥革命期间,苏眇公为光复来去匆匆,日理万机,却不忘文本色,在从海外赶回国内策划起义途经汕头时,他写了一首《鮀江书愤和何海鸣》诗:“莺飞草长杂花生,不为寻春负此行。垂死春蚕犹作茧,再来秋雁已无声。蠕蠕共作裈中虱,振振还谈纸上兵。如此枯棋休再着,便应他去请长缨。”这是一首好诗,有感而发,既道出“便应他去请长缨”的决心,又表明他是一个清醒的革命者。“他去”何处?福州策划起义也。福州、厦门、漳州、海澄。果然一路凯歌,马到成功,处处光复,绝非以前的行动可比。既是大势所趋,又因方法得当,行动及时。

  苏眇公从苏衍宗先生编注的《苏眇公文集》向我走来,光彩鲜活可敬可爱。苏眇公的可敬在于他的胸怀大志,勇往直前,在于他的才气,不但诗文超群,书法也别具一格。而他的可爱则在于他的文人气质。他的号监亭是他自取,监亭,就是“监督朝廷”的谐音和隐喻。1908年11月,3岁的宣统皇帝登基,我看你清廷能搞什么名堂,敢搞什么名堂。我来监视你!而他的别称眇公更显他的勇气与幽默。1915年袁世凯称帝,苏眇公反袁被捕,惨遭严刑酷打,致使左目失明。出狱后,他干脆自号“眇公”,眇者,单眼失明而俗称独眼龙也。从此眇公之名风行于世,成了革命党人一道亮丽风景。

  辛亥年的漳州以种种方式在我的心中再现,这是我原先没有想到的。是的,历史没有远去,她就在我们的身边。

  胡适先生说,历史是一位小姑娘,可以任人打扮。而我觉得,历史有时更像一位多情的少女,她温柔地抚慰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活得更清醒、更宽容,更坚实,更自由,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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