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丈夫习仲勋(4)

　　1972年冬，姐姐给我来信说：母亲将不久于人世，希望能见上一面。于是，我向干校请假回京探亲，得到批准。我的孩子们也因此有机会从各地返京，在姐姐家中团聚了。我和孩子们商量，给周总理写信，要求见仲勋。我们在信中提了几点请求：（1）我和孩子们已经多年未见到仲勋了，请求总理让我们母子早日见到他；（2）我们在北京已无住房，请求解决居住问题；（3）存款早已冻结，希望解冻一部分存款维持生活。周总理很快作了批复，满足了我们的请求。于是，我们终于见到了监护中的仲勋。我早有思想准备，心里一次次地嘱咐自己“一定要坚强”。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当仲勋见到我和孩子们时，一生坚强的他流下了眼泪，连连说：“这是高兴的，这是高兴的。”由于多年分离，他分不清哪个是桥桥哪个是安安，更认不出已经长成小伙子的近平和远平了。在临回干校前，经我请求，组织上又批准我们见了仲勋一面。借见面的机会，我将他穿破的旧衣服全部换成了新的。从那以后，我每年都可以回京探望仲勋，和孩子们也有团聚的机会了。

　　1975年5月，仲勋被解除监护，组织上同意我陪伴他一同去洛阳。他被安置在洛阳耐火材料厂“疗养休息”，居住在工人宿舍区。在这里，我们度过了近3年的时光。这段日子里，我们深深感受到了来自人民群众的温暖，仲勋的心里也得到莫大的安慰。每天早上，仲勋都要去郊区散步两小时，然后读书看报，下午又到郊区水库边散步。时间久了，他同看护水库的邓老头儿及郊区的一些农民都交上了朋友。他们凑到一起的时候，总是谈笑风生，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在得知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层的工作后，仲勋希望恢复工作的心情更加急切。党的十一大召开后不久，仲勋便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想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工作的请求。与此同时，我在女儿桥桥陪同下，多次往返于北京、洛阳之间，也多次找王震同志反映情况。王震同志非常关心仲勋的“问题”，为仲勋恢复名誉说了话。这期间，我们也找过胡耀邦同志和叶帅（叶剑英同志）。我第一次见到胡耀邦同志时，他从资历、经验、工作能力、水平、威信等几个方面称赞了仲勋，叶帅也坚决支持仲勋出来工作。在大家的关心和推动下，仲勋于1978年2月24日出席了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4月初，仲勋恢复了工作。之后，中央决定派仲勋去广东工作，“把守南大门”（胡耀邦同志原话）。

　　对于仲勋同志的历史问题，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中说：《刘志丹》（送审样书）不是反党小说，而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的历史书。习仲勋等同志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集团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198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为仲勋彻底平反。仲勋和我终于放下了沉在心底多年的包袱。

　　初到广东，仲勋面临的形势十分复杂，任务非常艰巨。他深知重新工作的机会来之不易，做好广东工作责任重大，所以，夜以继日地工作，每天都要到凌晨后才肯休息。1978年7月，仲勋到沙头角考察，第一次看到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一街之隔，香港那边显得繁华热闹，而我们这边却荒僻冷清。这对仲勋触动很大。为了进一步掌握情况，这一年盛夏，最怕热的仲勋竟冒着酷暑一连跑了23个县。我心里明白，仲勋是在拼命。但是，作为他的妻子，我很能理解他的心情，他是想把失去的16年时光夺回来，尽量为党和人民多做些实事。为了不辜负党的重托，为了让广东人民尽快过上好日子，仲勋和广东省委、省政府一班人，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拥护党中央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刀阔斧地抓紧开展落实政策工作，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标本兼治抓源头，认真妥善解决“逃港潮”问题，积极推行搞活工农业的一系列灵活措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率先向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国内外有利形势，发挥广东的特点和人文地缘优势，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请求，得到了邓小平等同志的赞同。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创办出口特区（后更名为经济特区），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和排头兵，为实行对外开放抉择提供了宝贵经验。

　　1980年9月，仲勋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被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1月底，仲勋调回北京，先后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和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在协助胡耀邦同志工作期间，仲勋白天在勤政殿工作，很晚回家后，还要继续接待来自各地的要求落实政策的同志们。他参与了一系列重大决策的研究、制定，处理了许多重大、复杂的疑难问题。在拨乱反正，推动组织、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现干部的新老交替，精简机构，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等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这段时间，仲勋总是工作到深夜。即便如此，他还时常关心在中央纪委工作的我，嘱咐我不要熬夜，保重身体。

　　值得回顾的事情很多很多，令我始终不能忘怀的还有仲勋在统一战线方面所做的工作。凡是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横山起义”，就是仲勋在任西北局书记时，在党中央的支持下，直接领导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成果。青海解放初期昂拉地区发生叛乱，仲勋正确运用党的民族政策，经过反复细致的工作，成功争取藏族部落头人项谦投诚，平息了叛乱。事后，毛主席对仲勋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毛主席还称赞仲勋政治思想修养和工作水平是“炉火纯青”。新中国成立前后，仲勋与张治中、邓宝珊、傅作义等党外人士都建立了良好关系。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曾撰文称习仲勋与张治中是“党与非党交往的典范”。黄正清是甘南著名藏族代表人物，在仲勋的感召和影响下，为解决当地民族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他夫人策仁娜姆患病时，仲勋专门派人把她接到北京治病。文艺界人士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也都是仲勋的好朋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仲勋总是热情相助。梅兰芳的家人，程砚秋、尚小云的夫人，都是在仲勋的直接关怀下落实了政策。荀慧生的夫人生病，仲勋还让我代表他去探望。仲勋与十世班禅大师情谊很深，两家人经常相聚。仲勋到广东工作后不久，班禅来广东休养，两人一见面，班禅就对仲勋说：“我是奔着您来的啊！”

　　1998年4月28日，在南方休息的仲勋给我打来长途电话，庆贺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他在电话里问：“我们结婚多少年啦？”我回答：“55年啦！”他说：“我祝你健康长寿，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激动地说：“我对你照顾得很不够啊！”他听后急了，说：“你怎么这么说呢？你对党对人民忠诚，一生为革命做了很多的工作，也为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些是很重要的……我们的这次通话你要把它记录下来，告诉孩子们，让他们明白事理……”通话之后，仲勋对陪伴在身边的桥桥说：“你妈妈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我按照仲勋的嘱咐，记下了这次通话的内容，并把它抄给儿女们留作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