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四英烈 古冢碑犹存

　　游人如织的北京动物园熊猫馆北侧，一片幽静的松林里，一座简朴的遗址碑上，书写着“彭杨黄张四烈士墓遗址”十个大字。原来，这里曾经建有辛亥革命中壮烈牺牲的彭家珍、张先培、黄芝萌、杨禹昌四位烈士的墓地和纪念碑。

　　武昌首义，神州震动，革命之势如喷薄的岩浆四处蔓延。南方各省纷纷独立，但反动王朝统治中心北京城，因封建势力根深蒂固，仍是铁幕沉沉令人窒息。就在此时，猛然炸响的两声春雷，打破了帝都死一般的凄寂，革命形势呈现出令人振奋的光明和生机。

古老东华门一景

　　1912年，复出后的袁世凯任清廷内阁总理大臣，指挥北洋军四处镇压革命势力，新生的革命军遭遇到的巨大威胁。1月16日中午近12点，袁世凯下朝乘车行至东华门外丁字街口，路边三义茶楼上飞出一枚炸弹，在车队中爆炸。护卫忙催车急行，紧接着，天顺茶楼又飞出一枚炸弹，炸在袁世凯的车前。行动队员张先培、黄芝萌、杨禹昌先后冲出，准备继续掷弹射击时，被护卫军士阻止扑倒。袁世凯趁乱弃车换马疾驰而逃。闻讯赶到的军警迅速封锁了现场，继而在全城大肆搜捕，一日之间抓捕上百人。其中虽有十余位革命党人，最后均因缺少证据保释出狱。只有张、黄、杨三人在严刑拷打三日之后，惨死于极刑。

　　刺杀虽未成功，却令袁世凯惊魂不定闭门不出，时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共和临时政府向袁世凯抛出了新筹码：劝说清帝退位接受共和，孙中山让出大总统，由袁担任。老谋深算的袁世凯接受了共和派的意见，于是原本势如破竹的北洋军，停滞了对各省起义军的攻势，转而以“缺粮、缺饷”为由向力拙难支的清廷施压。因此，阻碍共和的最大障碍，由战场上的北洋军转变为冥顽不化的宗社党。

　　朝中袁世凯、奕劻等一方面利用手中军事优势压制各地起义军，一方面胁迫皇室接受共和改制退位；而溥伟、载泽、良弼等宗社党人则死守英国、日本式宪制改革的底线，坚持认为“皇权不可废”。爱新觉罗·良弼作为掌握军权精通政务的人物，是保皇立宪派的核心支柱。

　　良弼先祖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幼弟，他生在成都，长在武汉，少年丧父，求学刻苦。二十出头由湖北官派留洋，就读于日本步兵士官学校。学成归国后一路青云直上，做到了禁卫军统领、训练大臣、军谘府军谘使兼镶白旗汉军副都统的要职。良弼为人精明干练，又有宗室背景，时年三十五岁，已经成为朝廷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距刺袁案短短十天后，又一起爆炸案发生了。这一次行刺的目标，即执掌禁卫军兵权的宗室将领良弼。谋划刺杀良弼的，还是刺袁行动的负责人、京津同盟会军事部长彭家珍。

　　与良弼一样，彭家珍也出生于四川。他自幼勤奋用功，十五岁投笔从戎，考入成都武备学堂。1906年因成绩优等，被派送日本考察，回国后任新军排长。此后数年，彭家珍以新军军官的身份为掩护，辗转数省，多次参与起义活动。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他身为四品正军校天津兵站副站长，利用押运之机，将派发南方战场的五千支步枪、五百万发子弹，送到在滦州准备起义的部队手中。虽然起义最终失败，但肘腋之地发生兵变，使本已风声鹤唳的清廷更加惶恐失措。

　　滦州起义后，彭家珍南下上海，与中山先生会面，筹组北伐蜀军，被推选为蜀军副总司令。然而，他却以更熟悉秘密工作为由，辞职北上，就任京津同盟会军事部长，着手组织实施对清廷重点人物的“斩首”行动。他根据形势分析认定，此刻清帝年幼，太后、摄政王等朝廷重臣均腐朽无能，只要良弼一死，南北共和的路上，将再无更多的滞障和掣肘。

　　后来，彭家珍亲自行动。一袭军装、身揣炸弹，先到军咨府、再到良弼旧宅都扑了空。在西四大红罗厂胡同良弼新府，终于得到良弼将至的消息，于是递上伪造的名片，坐在门房吃茶等候。当良弼的马车刚刚停稳，彭家珍便缓缓出门迎面走去。他的行动没有引起护军侍卫们的警觉，但良弼却表现出了出色的军人嗅觉。下了马车看到径直走向自己的彭家珍，良弼立即转身拔腿便跑。彭家珍抛出炸弹，随着一声巨响，十余人应声而倒，彭家珍也当场牺牲。良弼左腿被炸断，两日后死在病床上。据说死前曾哀叹：“杀我者，好英雄也，真知吾也！吾死，清廷亡矣！”果然，仅仅十几天后，《清帝逊位诏》发布，大清王朝统治黯然落幕，神州大地迎来了共和后的第一个春天。

四烈士纪念碑

　　民国元年，革命党人把四位烈士的遗体、遗物入殓，在当时的西郊万牲园即现在的动物园内立碑筑塔供人瞻仰纪念。“文革”中红卫兵砸毁了饰有青天白日标记的四烈士墓地建筑，1990年，应烈士后代要求，在原处建成这座四烈士墓遗址碑。

　　暗杀之风几乎贯穿辛亥革命的全过程，在民族危难之际，“手提三尺剑、割尽满人头”是当时激进青年的口头禅。他们抱着必死的决心，挑战和对抗腐朽的清廷，把自己短暂生命化作幽暗历史岁月里璀璨的星光和轰鸣的春雷。毋庸置疑，不管这种方式是否应予商榷，但他们为革命敢于牺牲的精神值得后人永远地尊崇与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