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新时代的高度贯通总结和研究新中国70年历史经验

辛亥革命网 2019-07-12 08:46 来源:红旗文稿 作者:朱佳木 查看: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在总结新中国历史经验的工作中,应当更加自觉地站在新时代的高度,把新中国70年历史贯通起来总结和研究,以求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更好走向未来。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是时间和空间。要认清某个事物,观察的时间越长、空间越大,越有利。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在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时,就是把社会主义运动放在世界范围内和它的全部历史过程来观察的,其中包括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逐步形成,新中国成立后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六个时间段,前后跨度50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这篇讲话中指出:

  【“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

  并强调“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而是坚持、改革、发展的关系,不能相互否定。(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7期)总结和研究新中国历史经验,应当理直气壮地把它们联系和贯通起来。

  现在,一方面新中国已经走过70年历史,使我们有了能在较长时间段里总结和研究新中国历史经验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党的十八大后,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使我们有了站在新中国70年螺旋式上升运动中更高一级螺旋的高度,能通盘审视过去70年历史、贯通总结和研究这70年历史的主观条件。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更应当注重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经验贯通起来总结的方法。如何把新中国70年历史经验贯通起来总结和研究,是一个无比重大而严肃的课题,用一篇或几篇文章不可能讲全面讲深刻的。但为了说明这种总结方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可以采用举例的方式。我在这里所要举的例子,概括起来可以用上下、“左”右、长短、多少、虚实、表里、快慢、革守这16个字形容。

  一、所谓上与下,是指处理上级与下级、中央与地方等的关系

  毛泽东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就谈到过正确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后来的实践一再说明,国家发展得顺利与否,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些关系处理得是否恰当。改革开放前,有过权力过于集中的情况,也有过该集中的权力集中不够的情况。改革开放后,吸取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教训,着力解决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在政治上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党政分开;经济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实行放权让利,对发扬民主、克服官僚主义、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搞活经济,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权力过于分散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某种程度上被削弱的问题,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比较普遍,有时甚至比较严重。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续坚持发扬民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同时,突出强调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切实防止出现群龙无首、一盘散沙、民族隔阂、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等现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88页)“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0页)“我国人民民主与西方所谓的‘宪政’本质上是不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同上书,第27-28页)】

  这些论述,就是贯通总结新中国70年历史经验而作出的结论。

  二、所谓“左”与右,是指处理带全局性问题时出现的“左”与右两种倾向的关系

  刘少奇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说过,领导就像开汽车,方向盘不可能一点不偏,关键在于发现偏向要及时调整,不要让偏向过大。毛泽东也提出,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遗憾的是,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有些事明明已经很“左”了,还要坚持反右,结果导致“左”的倾向进一步发展,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损害。例如,1959年开展“反右倾”斗争,1974年开展“批林批孔”运动,都是典型事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吸取了过去的教训,重点纠正“左”的错误,同时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精神污染等右的倾向也没有视而不见,提出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多次强调“要高度重视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并实事求是地提出了各领域存在的主要倾向。例如,在体制改革的问题上,明确反对把改革开放定义为往西方的“宪政”和“普世价值”的方向改,强调“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我们不能邯郸学步”。(《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11页)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强调对于重大原则,“不要躲躲闪闪、含糊其辞”,“不当绅士,不做‘骑墙派’和‘看风派’,不能搞爱惜羽毛那一套”,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要增强阵地意识”,“坚持党性原则”。(《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5、45、27、30、41页)在党风建设问题上,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防止精神上的软骨病,提出“现在的主要倾向不是严了,而是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98页)这些都说明,在反倾向的问题上,我们党注意总结和汲取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切实做到了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有什么倾向反对什么倾向,切实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不再把反对某种主要倾向凝固化和扩大化。

  三、所谓长与短,是指处理人民长远利益、根本利益与眼前利益、局部利益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旧中国积贫积弱的状态,是先重点发展轻工业、农业,在较快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为今后重点发展重工业准备条件好呢?还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把有限的资金、物资、人才集中用于工业化建设,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虽然慢一些,但为今后大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好呢?如何抉择,就涉及人民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权衡。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中国刚成立时,鉴于当时资金、物资、技术极度匮乏的实际,一度决定先实行一段新民主主义政策,以便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重点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为今后重点发展重工业积累条件。但是,当美帝国主义出兵侵略朝鲜,对我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使优先发展重工业变得十分迫切,而苏联又表示要全面援助我国以重工业为重点的“一五”计划建设时,党中央及时调整了方针,决定立即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并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过程中,我们党汲取了苏联长期忽视农业、轻工业的教训,提出“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在计划安排上强调以农、轻、重为序,为国民经济打下了良好基础。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农业、轻工业的发展与重工业相比,总体还是显得比例失调、过于滞后。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启动改革,调整政策,使农业、轻工业、服务业有了较快发展,人民生活也在前30年打下的工业基础上得到显著提高。但这时又遇到基本建设、物价改革和民生的矛盾,出现了要求财政既要多发工资、奖金,又要对各地建设项目普遍加大投资力度的急躁情绪。对此,陈云提出了“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所谓“吃饭”,是指民生,即人民的眼前利益;所谓建设,是指基本建设、物价改革这些关系人民长远利益、根本利益的事。

  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新时代的实际,在处理发展、改革与民生的问题上,进一步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一方面提出并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人民群众生活改善打下更加雄厚的基础;另一方面,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既坚持改革,又把保障民生作为底线;既不断做大“蛋糕”,又努力把“蛋糕”分好,从而比较好地解决了涉及人民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矛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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