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天华、宋教仁留日史事新探(2)
辛亥革命网 2018-09-12 08:59 来源：《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06期 作者：迟云飞 查看：
对留日学生专业水平的评估
20世纪的头几年，为近代中国少见的留日高潮期，而留日学生到底学了些什么？他们的专业水平如何？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
按照法政大学总理梅谦次郎博士的估计，日本各大学学习法政的日本学生，一般需要学习3至4年；中国学生如何呢？“清国学生之有志于斯者，不得不先从事于本邦语言（即日语——引者），从而入专门各学校。综计前后须得六七年。夫以六七年岁月之久，是非立志坚定者，鲜克见厥成功。即成矣，而其数必又居于最少。”(19)作为有经验的教育家，梅谦次郎的这一估计是有道理的，这也与我们现在的留学经验符合。但是绝大多数留日的中国学生都是短期的、速成的，达不到真正的本科毕业水平。鲁迅回忆日本留学生活时，首先想到的便是与日本人一样凑热闹赏樱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的学生(20)，反映的便是这一情况。据《朝日新闻》1905年对2731名中国留学生所在学校的统计，其中人数较多的学校为：弘文学院1100名、振武学校305名、法政大学速成科295名、成城学校151名、同文书院148名、经纬学堂139名。以上这些多是速成或预备学校性质。而最著名的学校东京帝国大学只有5名、京都帝国大学只有2名、早稻田大学有23名、庆应义塾大学只有1名。(21)可见中国留学生的学习情况。此种情形，清政府学部的奏报中也有反映。
我们举陈天华为例。资料显示，陈天华的日语不好。与陈天华同时去日本，又同在弘文学院学习的石陶钧回忆：“他（陈天华——引者）因口吃，半年还不能说一句倭话。也正因如此，他的工作全用在写《敬告湖南人》、《混沌图》、《猛回头》……一类的小册子上。”(22)宫崎寅藏的回忆也这样说：“我们曾多次见面并一起喝酒，但是，他寡言少语，再加上语言不通，终于很少交谈，在‘干杯干杯’之间领会万事，就这样一直到永远别离了的时候。”直到陈天华蹈海之前的两天，宫崎寅藏的回忆还是这样说的：“陈君招待晚餐，我参加了那次宴会，他用秘藏的螺壳杯争着干杯，醉得不知东南西北。不用说，此时也是‘干杯’以外一句话也没交谈。而这就是最后的诀别之杯，陈君是否知道？并非神仙的我，无论如何也无法知道。两天后，他投身大森海。”(23)显然，这样的日语水平，会妨碍陈天华从日文著作中学习知识。
陈天华的口头语言表达能力不强，可能是个特例，但是一般中国学生，如果在国内没有学习日语，在日本至少须1年时间，才能过语言关，也就是能够听懂授课。黄尊三1905年旧历五月到日本，第二年七月，他在日记中写道：“余虽学日语一年，然程度颇低，不能听讲，以后非力学不可。”(24)可以印证。
宋教仁的情况与陈天华不同，宋教仁善交际，他的语言能力也较强。但是我写《宋教仁与中国民主宪政》时，以为他1905年6月入法政大学便能听懂日本教师授课，实为误解，因为那时还不知道法政速成科的事。不过，同盟会成立前后，也就是宋教仁到日本8个月后，他确能与日本人交谈并经常阅读日本报纸。到日本1年以后，宋教仁翻译了大量的宪法类日文资料，说明他的日文水平已相当不错。但是从现在所掌握的资料看，宋教仁在日本的学校上课并不多，他的法政知识，更多的是得力于他自己的钻研，除了学术界熟知的他翻译各国宪法的事情外，他还翻译了日本学者小林丑三郎所著《比较财政学》一书。但是晚清像宋教仁那样长期逗留日本并进行研究的中国学生并不多，绝大多数人在日本只是一二年甚至几个月。
综合以上的情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晚清时留日学生虽多，但专业方面普遍学得并不深，其知识水平带有“速成”的性质，即只学得了比较浅显的初步的知识，而不够系统不够深入。或者说，绝大多数留学生是在日本“感受世界潮流”而已。当然，这些留学生绝大多数像陈天华、宋教仁一样有较深的传统文化素养，在社会风潮的感染下，他们思想转变快而专业知识（或新知识）不够系统也不够丰富。留日学生如此，当时中国创办的大量新学堂的具体情况如何呢？学术界还需深入研究。
注释：
①该校后改名“宏文学院”以避乾隆皇帝名讳。关于弘文学院的研究，可参见北冈正子《鲁迅とぃぅ関文化のなかで：弘文学院入学から“退学”事件まで》，大阪，関西大学出版部2001年版。
②参见迟云飞《关于陈天华几件史实的考订和纠误》，《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5期。
③杨源浚：《陈君天华行状》，载《陈君天华绝命书》，新化自治会1906年印行。
④讲道馆又名国际柔道中心，其创始人也是嘉纳治五郎。嘉纳先生既是教育家，也是柔道家和体育教育家。弘文学院结束后，资料档案就留在了讲道馆。
⑤日本东京讲道馆藏“宏文学院”档案资料，第1函，《学生异动报告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