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挽秋瑾联考
辛亥革命网 2017-06-23 13:39 来源：团结报 作者：朱元桂 查看：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凭吊秋瑾烈士时有一副挽联 ，除了文字内容“版本”各异之外，挽联的创作时间、地点也都说法不一。
关于孙中山撰联的时间地点
较为多见的说法一是1912年12月9日，孙中山到杭州秋社致祭时所题写（如1987年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郭长海、李亚彬先生编著的《秋瑾事迹研究》239页）；二是为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1916年在绍兴风雨亭祭悼秋瑾所题（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梁羽生先生的《名联观止》，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王耿雄等编《孙中山集外集》相关注释中也提及此说）。
中山先生确实于1916年8月19日至22日莅临绍兴，期间也会见了秋瑾烈士亲属。但绍兴城区卧龙山上纪念秋瑾的风雨亭建于1930年代初，孙中山1916年在绍兴风雨亭祭秋并题联之说，当属不经考证又无依据的想象，再被以讹传讹所致。值得推敲的是1912年题联说。持此说者的依据，乃是《申报》1912年12月10日《孙中山莅杭记事》报道，1912年12月8日中山先生应浙江都督朱瑞及秋社社长徐自华之邀抵达杭州，当天下午，孙先生至梅花碑小憩后，即去马坡巷政法学堂参加欢迎会并发表演说，其中说到：“可痛者，最好的同志秋女侠一瞑不视，兄弟此来，固不仅展览西湖风景，亦将临女侠埋骨之所，一施凭吊。”以及翌日中山先生致祭光复诸先烈等情事的新闻报道（《申报》1912年12月11日《西湖公宴孙中山纪事》）。问题是，当时的新闻报道只字未及中山先生在杭州祭秋时撰写挽联之事。
那么，孙中山是何时撰此挽联的呢？笔者有三条线索可资探究。一是秋瑾烈士之幼弟秋宗章（1896-1955）1935年于其《记徐寄尘女士》一文中述及：“民国二年，先总理与陈英士先生来杭，躬亲莅临致祭，题赠‘巾帼英雄’匾额，并面允担任秋社名誉社长，嗣又撰题楹联，属胡汉民先生书之，现在秋祠悬挂。”二是现存浙江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的秋瑾长兄秋誉章之子秋高先生（1903-1980）写于1958年10月的《秋瑾史乘》手稿。其《绍兴卧龙山上的风雨亭和古轩亭口的纪念碑》部分提及，绍兴风雨亭该联的上下款为“民国二年孙中山撰；吴宁程祥德敬录”（其所及挽联正文述后）。三是绍兴市区有一位业余从事文史考证的陈天成先生（1933年生），年轻时在青海工作。1966年6月，回绍兴探亲时，曾上卧龙山抄录了风雨亭亭柱上的四副对联，笔记本原件现由其本人保存着。 其中孙中山先生所撰的那副挽联上下款署为“民国二年总理撰”和“吴宁程祥德恭录”。
据1912年12月10日《申报》报道，那次孙中山莅杭除浙江方面赴申欢迎人士“专车偕来外，又带同随员陈英士、姚勇忱、陈惠生、吴飞如、钱振椿、刘民畏、王文典诸君云。”胡汉民并未随行。上引秋高、陈天成所见绍兴风雨亭的这副挽联，均记为民国二年孙中山所撰。只是秋高所记为“孙中山撰”而陈天成则记为“总理撰”。从行文习惯来看，陈天成所记似更符合民国时期风格。造成异文的原因，恐怕是陈天成在现场将挽联内容及上下落款全部抄下，而秋高则准确地抄录了正文，上下款却在回家后甚至过了一段时间整理文稿时凭记忆所添加。至于秋宗章在《记徐寄尘女士》中述及“民国二年，先总理与陈英士先生来杭，躬亲莅临致祭”的时间，民国二年是错误的，来杭时间系民国元年。造成这个错误的原因，则是由于秋宗章是秋瑾的幼弟，民国元年时他是年仅16岁的少年，没有参加杭州祭秋活动。成年后在省城杭州工作，又撰写过大量纪念大姐秋瑾的文章，秋祠（秋社附设于秋祠）当是他常去之地。孙中山祭秋等情，应是听秋社社长徐自华（寄尘）讲述。而将祭秋时间误为民国二年，则恰恰是他亲眼看到了对联上款“民国二年总理撰”等字样所致。更可注意的是，“嗣又撰题楹联”既可理解为在面允担任名誉社长一事的片刻之后，也可作杭州祭秋之后解。因为这副挽联系为“最好的同志秋女侠”而作，自然郑重其事，从内容到格律都需斟酌推敲，一般不肯出口成章。由于对联是“属胡汉民书之”，孙中山更可以回沪后从容为之。因为杭州祭秋已近民国元年年底，孙中山撰联时间可能在民国二年之初。如时间相隔太久，则与“今招侠女魂”句不相贴合。又因为直到秋宗章撰写《记徐寄尘女士》的1935年，尚在杭州秋祠悬挂的孙撰胡书对联的原物为他所亲见，且对联上“民国二年总理撰”字样符合胡汉民代书的款式，所以孙中山先生挽秋瑾的对联撰于1913年是可信的。
再说绍兴卧龙山上的风雨亭建成于1931年，其亭柱上镌刻的孙中山挽秋瑾联，因由时任绍兴县建设局长的浙江东阳人（古吴宁县后属浙江东阳县）程祥德“恭录”而异于复制，故只须在上款照录此联作者及创作时间“民国二年总理撰”就够，而不宜再按杭州秋祠原件刻上“胡汉民书”字样了。
至此，我们已可将孙中山挽秋瑾联的创作时间断定为1913年，且并非作于杭州秋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