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挽秋瑾联考(3)

　　这里，我们也不妨顺便对挽联内容的几处异文稍作分析。一是“江左”与“江户”。前者指中国长江下游以东地区，后者是日本东京的旧称。有人以为“江左”不及“江户”“贴切并有故实”。 这大概是从同盟会成立于东京（江户），秋瑾又是在那里结识孙先生并参加同盟会这段历史出发立论，貌似贴切，其实还是失之肤浅。试想，秋瑾连同盟会在东京召开的预备会议都未及参加，因此，在同盟会会员中，秋瑾入会不仅不是首人，甚至不是首批。然而，就地处“江左”的浙江（这一带也是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的主要活动区域）而言，秋瑾是继蒋尊簋之后加入同盟会的第二人。1916年8月，孙中山在杭州凭吊秋瑾墓时说：“光复以前，浙人之首先入同盟会者，秋女士也。”可见上联首句“江左矢丹忱”，是指秋瑾是江左的爱国志士中，“首赞”（“赞”是参与之意）同盟会者。秋瑾加入同盟会虽在“江户”，但挽联中这个“首”字，是从入会者的籍贯地来强调的。

　　再是“多君”与“感君”。“多”“感”两字，字形相差明显，即使原来所刻遭自然或人为损坏，也断不致相互混淆。其实，“多”字除了现在常用的词义之外，还有推重和赞扬之义。龚自珍（1792-1841）《己亥杂诗》第124首：“残客津梁握手欷，多君郑重问乌衣。故家自怨风流歇，肯骂无情燕子飞。”诗后自注：“重晤段君果行、沈君锡东于逆旅，执手言怀。两君，家大人旧宾客也。”其所用“多君”与孙中山挽秋联之“多君”义同。同盟会是革命组织，是公器，作为会首的孙中山，对秋瑾入会之举给予赞扬，很为得体，而如用“感”字表示感谢，则嫌见外而显不伦。

　　三是“恨我”与“愧我”。武昌首义，清帝逊位之后，孙中山方能至杭州从容祭秋。但遗憾的是“可痛者最好的同志秋女侠一暝不视”，不能再晤面而只能施祭（招魂），故着眼一“恨”字。恨者，遗恨即遗憾。但秋仲英先生在《关于秋瑾的生年及其他》中说，“联中的‘恨’字，十分费解。据我考查，原联是……”因“恨”字费解而“考查”为“愧”。但秋瑾遇害并非由于孙的过失抑或告密，且孙在革命事业中又并未苟且偷安，于公于私，何愧之有。因“恨字十分费解”而将它擅改作“愧”，上联“多君”之“多”当然更难幸免于改了。而大凡对古典诗文中俗字运用之妙不甚了了的人，又往往喜“文”爱“雅”。于是，“流碧血”便成了“洒碧血”。至于《孙中山集外集》，恐怕是编者也觉“感君”之不类而将其改成“重君”，其义倒与“多君”相近，只是有点不够慎重。

　　孙中山嘱胡汉民书挽秋联时间

　　中山先生挽秋瑾联撰于1913年已申前述，而胡汉民何时遵嘱书联却未见明确记载。笔者以为，对联上款特别注明“民国二年总理撰”的原因，恐怕是孙的撰联时间，在1912年12月9日莅杭州秋社祭秋之后不久的1913年年初，而胡书写的时间已与之相隔较久，郑重其事地写明孙中山撰联时间，一来是强调系当时祭秋之作，以与联中“今招侠女魂”内容相符；二是也许民国元年祭秋时孙有回沪即行撰联的允诺，书写时标明撰联时间，可表明践诺之诚。1916年8月16日，孙中山偕胡汉民等由沪抵杭，当天下午即至秋瑾墓凭吊，并在秋社左近的风雨亭进晚餐，“饮罢复乘舟玩月……宾主尽欢，归时已钟鸣十一下矣。”时隔四载，旧地重来，与秋社中人晤谈融洽，又有餐前餐后较为从容的时间，当此之际，孙嘱随侍身边的胡汉民书写他自己早些年所撰之挽秋瑾联，时间、空间和人缘都极为相宜。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推测或可能。

　　不过可以稍作支持的蛛丝马迹倒也不是没有。1988年7月台湾“罗刚先生三民主义奖学金基金会”出版罗刚的《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第四册2907页记载：“国父在四年前曾至杭州。而汉民则系初次到杭游览，八月十六日游西湖，有诗纪念，诗云：‘我与杭州初识面，新交缔定可无诗，淡装浓抹君都好，布袜青鞋我敢辞；前辈风流多胜迹，近人事业有丰碑，相看容与中流便，不为风浪舣棹迟。’”“国父题秋瑾烈士纪念亭联云：‘江石矢丹忱，多君首赞同盟会；轩亭留碧血，恨我迟招女侠魂。’”

　　注释亭联出处为“党史会《囯父全集》补编，六三四页”。罗刚先生（1901－1977）编《中华民国国父实录》，当然志在对孙中山本人及与之相关的人、事资料尽量囊括，蒐集、积累颇费时日，取舍、鉴别及整理呕心沥血。他将孙中山民国二年所作的挽秋瑾联，放在民国五年胡汉民随孙游杭州一事及胡的游湖诗作后面，一方面出于胡在孙中山游杭随行人员中的突出地位考虑，另一方面则有可能是胡汉民在1916年8月16日遵孙嘱书写了孙的挽秋对联。如果真是这样，那罗刚如此安排，则一定见到过有关胡书孙联一事的可靠记载。可惜的是，《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系罗刚遗著，由“罗刚先生全集编辑小组”整理出版。而本文所关注的这一条，虽是罗刚原稿所列，但所记对联内容却是从《国父全集》补编转引而来。《国父全集》补编由中国囯民党党史会出版于1985年，此时罗刚先生作古已经八年，转引之事显系整理者所为。

　　由此推断，《中华民国国父实录》中所记1916年8月16日之事，是罗刚生前搜集到并编入“实录”的“骨架”，而对联内容则是后人补充的“肉”。但由于时隔久远及两岸阻隔等原因，这一中山先生毕生著作中容易被忽视的小品，在台湾编辑出版的“补编”中，也出现了本联流传过程中的纰谬。因此，笔者认为，胡汉民于1916年8月16日，在杭州秋瑾纪念地书写孙中山挽秋瑾联的几率极大。然而，因缺少确实证据，本人也只能在这里提出推想而有待他人证明或否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