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历史：宋教仁与道德严格主义

　　1905年9月9日，旅居东京留学的宋教仁在回复国内青年关于到日本留学的问题时说，“若一己目的未定，茫茫无据，但以志愿将就学问，不以学问将就志愿，必至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甚且终身一无所成焉，亦未可知也。东京学校甚多，应吾人种种志愿之学问，皆无虑不足，自抱定目的来学而已云云。”甲午一战，大清惨败后，中国社会兴起一股留日潮，东京与上海之间形成内外呼应，而各种报刊、知识、人员的流动更是频密。这些在民国一部具有纪实性的小说《留东外史》里记录甚详，当时的东京成为新式学生、革命者、流亡者、冒险家的乐园，中国学生的社会形象似乎更多呈现的是混乱而无序，读书求学半途而废者多，像郁达夫自传性小说《沉沦》里描述的纵情声色流荡江湖者比比皆是。可是，纵观被誉为民国宪政之父的宋教仁在这段时期的东京日记，却可以看到一个具有革命者、报人和留学生三重身份的湖南青年的深自惕厉的道德严格主义一面。

　　自1906年开始，宋教仁在东京写的日记突然出现了诸多道德反省，以及对日常生活中的交友、独处、任性等议题的反思。其道德资源的来源颇为庞杂，而具体指向都是个人在一个远离熟人社会没有道德规约的社会空间里的修身励志。比如在1906年1月4日的日记，宋教仁抄录了好几条让其深受触动的明代吕坤《呻吟语》语录：“攻己恶者顾不得攻人之恶。”“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虚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论天下之事；潜其心，观天下之理；定其心，应天下之变。”第二日，宋教仁继续阅读和抄录吕坤语录并自省：“奋始怠终，修业之贼也；缓前急后，应事之贼也；躁心浮气，畜德之贼也；疾言厉色，处众之贼也。”

　　不过，对宋教仁的道德资源和道德想象触动最大的是王阳明的言行与思想，他广泛阅读《王阳明全集》、《传习录》、《王阳明年谱》等，对王阳明的学问与人格均敬服不已。比如在1月22日，当天宋教仁为《民报》被日本警厅盯上之事费神周折，但晚上仍旧孜孜不倦阅读《传习录》，并抄录：“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则自然心中凝聚。”可见宋教仁对知行合一推崇备至，强调人心系乎一念，故须时时内省，才能保持道德人格之完整。宋教仁特别欣赏的是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谈及治学修身之法的这一节，他在日记中用“深玩”一词表示其饶有兴味之态度：“一日，论为学功夫。先生曰：‘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悬空静守，如槁木死灰，亦无用，须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念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廓清，到得无私可克，自有端拱时在。”心即理，个人要成就自我之道德人格，就必须从致良知开始，宋教仁对阳明之心悦诚服于此展露无遗：“吾人可以圣人之道一贯之旨为前提，而先从心的方面下手焉，则阳明先生之说，正吾人当服膺之不暇者矣。”

　　宋教仁自然不仅仅是将这些哲人言论作为观念上学习的文本，他同时将文本中的德性砥砺与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实践对照起来观看，因此更让这份修身日记带有一份人格的庄严与德性的严肃。比如2月14日那天，宋教仁起床较迟，就在当日日记中自责甚严，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志念将堕落故也”。细察这段时间宋教仁的起居言行与人际网络，可知让宋教仁道德反省和精神苦痛的根源是一个名叫李和生的留学生。他们的关系异常密切，时相过从，相互监督和道德检省，但其关系似乎又不仅仅停留在朋友之情谊。2月7日，两人争执之后，李和生写信给宋教仁责备其有“简慢傲人之气”。宋教仁阅信悔悟，复信说：“前日疲惫已极，精神散漫，终日如睡。早晨之事，不觉偶有慢色，诚然，且近日来之定念、恒念，亦几复为堕落，前夜未观书，今日晨起即稍迟矣，甚矣立志之难也。然由此益见爱精神、主敬、主静，真此身修德之必要矣，今而后可共勉哉。”宋教仁与一日本女子“西村女千代姊妹”的会面，让李和生极为愤怒，两人为此横生芥蒂，且以理学资源来相互批评和劝勉。宋教仁曾就此写一长达一万字的长信谈克治省察之艰难与必要，说“盖克治者，笃行之功也，即致知也。省察者，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之功也，即格物也，二者不可偏废者也”。这些绝非道学家的纸上谈兵，而是切中人心要害的自我警惕，对于这段时期的宋教仁来说，如何处理与李和生的情谊就是一个私人生活领域的大难题。从其后段时期的日记可见，宋教仁并未能取得李和生的谅解，“心中一时忧闷交集，兀然独坐，愁苦之极，至有披发入山之思。”这种日常生活中经常性的，且无从排遣的内耗，导致宋教仁的精神极度紧张，出现了严重的神经衰落症，作为一个致力于革命宣传的入世型知识青年，此时都有强烈的遁入空门之念。

　　1906年前后旅居东京的宋教仁，在呈现于公共空间的革命的宣传者和践行者的历史形象之外，其实尚有这样一个不为世人所重视的私人化的道德意象，在情欲（西村千代姊妹）与情义（一同留学的知己李和生）之间来回摇摆不定，时而愧悔不已，时而亢奋至极，不能消解的现实像幽灵一样纠缠着他的内心世界，而无从开始的情感世界飘忽不定，在幻灭与振作之间，宋教仁就这样被折磨至病。彼时彼刻，阳明的《传习录》或者《明儒学案》，或者讲述修身和为人处世之道的《泰西名言》等就成了绝望中的宋教仁试图牢牢抓紧的精神上的救命稻草，“破心中贼”就成为日常道德生活的核心。从当时宋教仁主办或参与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民报》等革命报刊，及广泛介入东京的革命排满活动而言，宋教仁自有一种冲决网罗重振河山的豪杰之气，这是公共空间里的宋教仁形象，这种形象直到1913年3月22日在上海被刺身亡才戛然而止。从其在隐秘的私人生活中的道德严格主义，及对己对人的道德苛求，尤其是与李和生的爱恨情仇中彰显的愁肠百结而意气难平而言，宋教仁却是一种充满着“丰富的痛苦”的转向内在自我的圣贤形象。或许，这是我们在宋案百年后重读重识宋教仁时，可以重新开始的一条解读历史人物精神世界和政治实践的新途吧。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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