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的社会主义观

　　在现代中国“西学东渐”的大潮中，产生于西方的各种思想纷至沓来，陆续传入中国，“社会主义”即其中之一。在社会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日本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大量留日学生和政治流亡者初步接触到社会主义，即在刊物上翻译、介绍和评论。其中，革命派刊物《民报》，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民报》是由宋教仁一手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改名而来，为同盟会机关刊物，宋教仁任该刊庶务干事兼撰述员，在宣传革命、共和、宪政的同时，也对社会主义有所介绍和分析。或因其“革命元勋”、“宪政之父”声望太著，他对社会主义简略却不简单的思考，长期未引起应有的注意。其实，他对社会主义的介绍与思考，无论是否准确、是浅还是深、是对还是错，毕竟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的一部分。将其放在社会主义在华传播的历史脉络中略作考察，不仅可以加深对宋的思想的认识，对加深认识中国早期社会主义思潮亦不无意义。

　　一

　　社会主义，最早是19世纪末由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的。影响较大的是1899年2-5月，上海广学会办的《万国公报》连载了根据一位英国社会哲学家所著《社会进化》一书改编的《大同学》。此书目的当然是宣传基督教救世，却提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及其著作，在论及工人运动、工人罢工时说：“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然万一到此时势，当即系富家权尽之时。何也？穷黎既至其时，实已计无复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权，用以安民而救世。”还曾提到马克思的《资本论》：“今世之争，恐将有更甚于古者，此非凭空揣测之词也。试稽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克思，主于资本者也。”此时，用“安民”而不是“社会主义”翻译“socialism”。

　　1900年12月初，几名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了《译书汇编》，在1901年1月登载了日本有贺长雄的《近世政治史》，文中说道：“1862年，各国工人领袖均集于万国工人总会(即第一国际，笔者注)。”“麦克司（即马克思，笔者注）总理全体。”“西国学者悯贫富之不平等，而为雇工者往往受资本家之压制，遂有倡均贫富、制恒产之说谓之社会主义。”虽然着墨不多，但这是国人所办报刊第一次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概况。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成为介绍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新思想的重要人物。1901年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高度评价“先生之哲学，社会主义派哲学也”，康有为的《大同书》虽然写成于20世纪初，但其思想早已有之，梁氏知之甚多。《大同书》以《礼记·礼运》的“天下为公”思想揉和“新学”而成的“空想社会主义”，梁指出，康有为所持经典依据出自《礼记·礼运》，更从古希腊哲学、近代西方启蒙哲学中追踪共产主义的滥觞，进而认为自己的老师虽“未尝读诸氏之书，而其理想与之暗合者甚多”，并于1902年10月，在《新民丛报》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介绍了马克思。他写道：“麦喀士(即马克思，笔者注)，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又称：“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尼采）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此时，已用“社会主义”而不用“安民”二字来作为“socialism”的译文，概念的清晰，标志着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

　　此后，梁启超相继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多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重要的是1904年的《中国之社会主义》。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总结到，社会主义者“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麦喀士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之者也。拉士梭尔（今译拉萨尔，笔者注）曰：凡田主与资本家皆窃也，盗也。此等言论颇耸听闻”。据此，梁启超认为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九年训斥地主“分田劫假”之令，“此即以田主资本家为劫盗之义也”；北宋苏洵抨击田主不劳致富、耕者穷饿无告的言论，与1866年万国劳力党同盟的宣言书声气相通。最后，他认为：“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凡此种种，均论证社会主义思想是“吾中国固夙有之”的观点。梁启超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代表性人物，他的理解、论说表明，中国传统文化中与社会主义确有内在的相似性，从文化方面为社会主义在中国“扎根”提供了适宜的土壤。所以，社会主义传入之初，中国思想界的理解不尽相同甚至大不相同，但从根本上表示反对者，却所在不多。

　　虽然梁启超当初介绍社会主义最为重要，但后来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却认为孙中山“眼光极锐敏，提倡社会主义，以他为最先”，这或许是因为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宣传社会主义最多、甚至汲取到自己的政治、社会主张之中。在当时的革命派成员中，马君武、朱执信、孙中山、廖仲恺、宋教仁、冯自由都曾介绍过各种社会主义学说。马君武于1903年2月在《译书汇编》第11期发表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中，认为“马克思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斗争为历史之钥。”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唯物论角度解释历史，他们把阶级斗争看作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分析社会。1903年8月，《浙江潮》发表了《新社会的理论》一文，认为“社会主义者，将以增人间福祉，而消除其厄难也，普及之卫生术、治疗术也”。朱执信在《民报》上相继发表了他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等文章，文中简单叙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思想，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主要内容，并节译了其中的片段。朱执信还通过对各种社会主义流派进行比较，明确表示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推崇。

　　《民报》的出版时间不足5年，但发表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最多，产生了重大影响。更重要的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生”思想，吸取了大量社会主义元素，提出“节制资本”、“土地国有”作为基本国策，明确提出要将推翻清王朝的政治革命与实行土地国有的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辛亥革命前，以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对中国前途进行了长期的激烈辩论。争辩议题除了对是以暴力手段自下而上进行革命还是以非暴力手段自上而下改革外，另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新中国”能否实行“社会主义”。虽然梁曾介绍、推崇过社会主义，但是，他不赞成、甚至反对孙中山等革命派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主张。第一，对同盟会中建设“社会国家”的主张，他提出质疑：“即行社会革命，建设社会的国家，则必以国家为一公司，且为独一无二之公司，此公司之性质，则取全国人民之衣食住，乃至所执职业，一切干涉之而负其责任。”（《杂答某报》）他仅凭只言片语就能看到在这种体制下所有权力都为国家所有、个人将无任何权利的巨大危险，甚有见地，但此后他并未循此思路作深入研究、论述，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这种质疑，虽然可贵，但终只是“灵光一现”。第二，他认为孙中山提出的土地国有等具体政策并不可行，且并非真正的社会主义。第三，他认为最重要的理由是中国与欧美现在发展阶段不同：“欧洲为什么有社会主义？是由工业革命孕育出来，因为工业组织发达得偏畸，愈发达愈生毒害，社会主义家想种种办法矫正他，说得都是对症下药。在没有工业的中国，想要把他们悉数搬来运用，流弊有无，且不必管，却最苦的是搔不着痒处。”（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他并非从根本上反对社会主义，而是认为尚未到达实行社会主义的阶段，日后中国工业发达、资本力量强大了，才能实行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