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政治思想：平等的“五族共和”
辛亥革命网 2017-04-07 13:47 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雷颐 查看：
宋教仁（1882-1913）去世已一百周年。他对宪政研究最深，宣传最力，素有民国“宪政之父”之称。但他不是纯学者，而是参加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者。他既有深厚的政治学造诣，又是那一段政治大变动的主要参与者。因为他的经历和身份，宋教仁对清廷“预备立宪”和辛亥革命后政体建构的观点值得重视。
动荡年代的青年
1900年，18岁的湖南青年宋教仁开始接触政治，对他后来的政治思想、政治态度产生了重大影响。那一年正是“庚子之乱”，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排外，八国联军侵入北京。面对乱局，两年前被慈禧镇压的维新派认为时机成熟，发动了由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武装勤王起事。唐才常是湖南人，是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的学生，因成绩优秀甚得张的器重。
在唐才常的计划中，起义以汉口为中心，其余几处同时响应。在几个月之中，自立军在以两湖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发展迅速，在会党和学生中发展了不少成员，正在湖南桃源漳江书院读书的宋教仁即其中之一。几经变化，唐才常定于8月23日举行起义，但张之洞赶在自立军起义之前，于22日清晨突然行动，将唐才常等起义领袖共20多人一网打尽，并在当晚就将他们斩杀。最终，湖北、湖南和安徽三省因‘自立军’事件先后被杀者总数上千。
“自立军”事件标志维新派也趋于激烈。温和的维新派开始“武装勤王”，更表明社会氛围渐趋激烈。张之洞确是当时体制内最为开明的大臣，惟其如此，当他都以如此残酷的手段对待一心“勤王”“救上”，并非要革命、要推翻清王朝的自立军时，不能不使人们怀疑清王朝自我改革的决心与能力，一批青年从体制内的改革者成为决心推翻体制的革命者。
1903年初，宋教仁从湖南桃源到湖北武昌读书。这年8月，黄兴从日本回到长沙，组织革命团体，宋黄相识。11月，黄兴在长沙成立革命小团体“华兴会”，宋教仁是发起人之一，以后一直是华兴会的核心成员。1904年深秋，华兴会在长沙谋划武装起义，尚未正式开始就被清政府侦破，黄兴、宋教仁分路逃往日本。1904年12月中旬，宋教仁到达日本东京，开始了革命家的流亡生涯，并于1905年8月参与了同盟会的创办。
平等的“五族共和”
到日本后，宋教仁集中研读了大量法政著作，宪政思想逐渐形成。满汉矛盾确是革命派鼓动革命的重要手段，然而，根本之点还是满人长期享有特权，与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的现代义务、权利平等观念不合。现代平等观念是革命派反清的重要话语。此时的民族性话语以现代平等观为主轴，与历史上如元明之际汉人的反元话语已根本不同。革命派并非“大汉族”主义者，宋教仁的《清太后之宪政谈》和短短一则“谢投函者”，颇能说明问题。
1905年8月，清廷刚开始议论立宪，宋教仁立即发表了《清太后之宪政谈》，剖析清廷立宪的可能性。他从“立宪国民，其义务必平等”，“立宪国民，其权利必平等”，“立宪国民，有监督财政之权”这三个方面论述清政府不可能真正立宪。义务平等、权利平等、监督财政确是宪政的基本内容与基本制度框架，说明此时的宋教仁已经把握了宪政的基本要领。
以此为分析框架，宋教仁认为：在满清统治下，满人享有各种特权，汉人受到制度性歧视——如有清一朝规定，汉族人要纳税，满人不仅不纳税，反而享有天生的特权。现代宪政国家最普通、最重要的一点是国民平等纳税，税收与宪政有着根本性关系，所以，他问：“今能停给此项而令其与汉人同纳国税乎？”清政府不会真立宪，此其一。汉族人数远多于满族，但官员则满人占多数，尤其是重要官职，几乎都是满人，不破除这种不平等，如果今后立宪选举议员，汉人将占绝对优势，清政府能容忍吗？清政府不会真立宪，此其二。如果立宪，国家一切财政都要纳入国会公开辩论的预算、决算法，满清统治者向视天下为自己的家天下，会同意此点吗？清政府不会真立宪，此其三。总之，统治者不可能放弃既得利益。作为革命者，他的结论是“革命性”的：“呜呼，吾汉人犹有日夜希冀满政府之和平改革者，其亦不已乎！其亦不可以已乎！”（《宋教仁集》上，陈旭麓主编，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18页）
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核心是“华夏中心论”，即天下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其他都是边缘，而且由“边缘”渐渐过渡到“野蛮”。夷夏对举始于西周，有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说。约至春秋时期，“夏”和与其相对的“狄”、“夷”、“蛮”、“戎”、“胡”等（后简称“狄夷”或“夷”）概念的使用开始突破地域范围，被赋予文化的意义，甚至被赋予一定程度的种族意义，主要用于区别尊卑上下、文明野蛮、道德非道德。“华夏”代表正宗、中心、高贵、文明、伦理道德；“夷”则代表偏庶、边缘、卑下、野蛮、没有伦理道德，尚未脱离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