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

辛亥革命网 2018-09-05 14:07 来源:羊城晚报 作者:张磊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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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是他的精神遗产中的瑰宝,在近代中国历史阶段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他的近代化思想反映了社会的必然走向及其特色,体现了人民的深切热望。

  他的近代化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挣破双重枷锁——殖民主义与封建主义——乃是前提;“实业化”构成中心;民主政治则是杠杆;科学、教育和文化当是必要条件。近代化的根本目标,在于建立独立、民主和富强的新中国。他的近代化思想和实践,在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具有空前的、划时代的意义。先驱者的事业虽然未能及身而成,却为后继者开拓了道路。

  他的近代化思想不可能不带有时代局限的印记,但却无疑推动了中国近代化大业.

  中国近代化的前提是打破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桎梏。

  中国社会从封建末世入于近代,其契机既非由于生产力的飞跃、也不是因为波澜壮阔的民主革命运动,帷幕的开启竟然导因于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孙中山愈益深切地认识了这种基本国情:中国只是“半独立国”、“殖民地”,甚至只能称之为“次殖民地”,同时,它又“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

  孙中山越来越清楚地理解到这样一个严峻的课题:帝国主义列强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中国面临着被瓜分、共管的厄运,更遑论中国的近代化。还在辛亥革命之前,他就深刻地指出:“他们(指欧美资本家——引者)不至于笨到这种地步;实行商业的自杀,来帮助中国拥有自己的工业威力而成为独立的国家。我坚决相信,如果我们稍微表现出要走向这条道路的趋向时,那么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就会高嚷着所谓工业的黄祸了,因此,他们的利益首先在于使中国永远成为工业落后的牺牲品”。而在经历了长期实践后,他更理解到帝国主义的“政治力”、“经济力”侵略是中国贫困落后的主因。由是,孙中山也就把救亡图存的民族思想发展为“努力推翻帝国主义”,扫除“最大障碍”的明确政纲。

  封建主义是中国近代化的主要内在障碍。“荼毒苍生,一蹶不振”一一这就是孙中山对封建专制暴政所下的论断,不论其形式为帝制抑或假共和。

  历史证明,不破除双重枷锁是不可能实现近代化的。

  “实业化”无疑是近代化的中心。

  孙中山认为“发展中国工业”乃是“无论如何必须进行的大事”,因为“实业主义为中国所必需,文明进步,必赖乎此”。他十分理解小生产和自然经济的局面,非常懂得社会化的近代大生产的重大意义,没有在当代物质文明面前表示一一如民粹派之类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那样——恐惧和感伤,批判了“文明不利于贫民,不如复古”的偏见遇词,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即“承认生活强迫他承认的东西,”

  他的社会经济纲领——民生主义的主要内涵,“不外土地与资本问题”,他十分重视改变生产关系,孜孜以求地探索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基础。土地方案采取“核定地价”、“照价纳税”等手段和步骤,实现“土地国有”、“平均地权”,在资本的课题上,他编制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宏伟蓝图《实业计划》,并对实施途径规定了特色鲜明的原则——“节制资本”和“发达国家资本”。

  孙中山关于实业化内涵的构想,无疑是难能可贵的,优先发展交通运输业,重视开发能源,强调重工业的基础作用,注重农业和轻工业的建设:“农工商矿,繁然待举而不能偏废者。”他嘲讽闭关自守者为“荒岛孤人”,主张实行“开放主义”,在“保持主权”的前提下,引进外资、技术、装备和人才。

  孙中山的社会经济纲领诚然带有一定的主观社会主义色彩,实质上却是最大限度地自觉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

  民主政治是促进近代化的杠杆。

  孙中山认为封建专制暴政是罪恶的渊薮:“妨碍我们在智力方面和物质方面的发展”,造成可怕的贫困和落后;使人民处于无权的状况,“无一非被困于黑暗之中”。他主张通过“国民革命”的途径和手段推翻作为“恶劣政治之根本”的封建专制制度,代之以共和制度。

  孙中山还为共和政体的擘画和构想煞费苦心,力求完备地实现民主建政。革命程序论表述了民主革命——民主建政的主要内容和阶段划分,政党政治论阐明了“代议政治”的基本准则,权能区分论规定和赋予了民主政治以实际内容——人民有“权”,政府有“能”,地方自治论和全民政治论则是体现“主权在民”精神的具体方案,五权宪法论主要是理想政府结构的蓝图。他在这方面的探索与国体的变革相适应,因之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尝试。

  辛亥革命既是一场政治、思想的启蒙,也促进了实业化的进展。作为近代化进程中迈出的重要步伐,先进政权的杠杆作用得到初步的显示。

  由于缺乏必要的土壤与气候,共和制度未能真正在中国社会生根开花,所以,它的杠杆作用也就无从充分发挥。

  科学、教育和文化的革新与发展,是近代化的必要条件。

  受过“欧洲式教育”的孙中山对此完全能够理解,并给予充分的重视。他崇尚科学,认为“科学的知”方为“真知”,把“科学家之试验”看作“文明之动机”,“于人类则促进文明,于国家则图致富强”,他看重教育事业,1920年曾在上海与朱执信、廖仲恺研究中小学教育,并拟编写教科书,他也非常重视技术、人才、装备和管理方面的“好的方法”。

  孙中山非常重视国民综合素质的提高。他所期望的新人是有文化和信仰的,“当用其学问,为平民谋幸福,为国家图富强。”

  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孙中山的有关观念和实践未能更为充分地展开。

  孙中山在这方面的真知灼见,迄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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