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与孙中山晚年思想演变

　　孙中山晚年在选择如何统一中国问题上，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依靠军阀以消灭军阀转变为以俄为师、唤醒民众以打倒军阀及其背后的帝国主义。促使孙中山这一伟大思想转变的内在因素是什么？本文认为，北伐军事斗争实践是孙中山晚年思想转变的关键因素。

　　一

　　孙中山的北伐策略起源于护国反袁战争时期。二次革命以后，袁世凯倒行逆施，继续卖国独裁复辟帝制活动，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1915年12月25日，蔡锷和唐继尧等联名发出通电，在云南宣布独立，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讨伐袁世凯的护国运动。不久，贵州、广西宣布独立，这样，云南、贵州、广西三省联成一片，凭借有利地形，扼据险要，与袁世凯展开斗争。但是这三省地处偏僻，交通阻滞，很难发动更大规模的动员号召作用。面对这种形势，孙中山除命令中华革命党与讨袁各派协调作战，同时还拟定了一套反袁军事计划：“云、贵独立后，鄂、赣、苏、杭等处均准备发动，……刻下决定注全力于粤省，旁及福建，闽、粤一下，与云、贵打成一片，南方局势，已足自活，沿江各省，自然动摇。……南方军械补足，即图大举北伐”（注：《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7页。）。不难看出， 孙中山此时已认识到广东这个地盘的重要性，因而想把广东和云南、贵州、广西、福建等联成一个弧形状，作为反袁根据地进行北伐，这是孙中山北伐策略的最早表述。此后，孙中山就非常注意经营广东，以广东作为根据地发动南方革命势力，建立革命政权，出师北伐，武装反抗北洋军阀统治。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反袁护国斗争的目标似乎已经达到。 在新的形势下，孙中山发表了《恢复约法宣言》，认为“障碍既除，国人当然同德一心，共建政治正规”，恢复“和平与秩序”的“唯一无二”的途径和办法，即是“恢复约法，尊重民意机关”（注：《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05页。）。在形势和舆论的压力下， 继任大总统的黎元洪宣布恢复约法和国会，于是孙中山认为重建国民的任务已告成，下令“解散”中华革命军，自己也耽于建设祖国的美梦。但事与愿违，受到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头子段祺瑞承袭了袁世凯的衣钵，醉心于专制独裁，公然倒行逆施，在短短一年中导致督军团叛乱、张勋复辟等多幕丑剧，最后临时约法和国会再遭践踏，严酷的现实使得孙中山迅速意识到“不良之因素一如既往，仍在从内部危害民国之命脉”（注：《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80页。），以至“民国一厄于袁世凯，再厄于段祺瑞”（注：《孙中山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7页。）， 后者的阴险狡诈不逊于前者，甚至打着“再造共和”的幌子招摇撞骗，以“假共和之面目，行真专制之手段”。他对这伙独夫民贼进行揭露和声讨，并且准备开展革命斗争。7月6日，孙中山在海军支持下乘舰赴粤，揭开了第一次北伐的序幕。在孙中山的极力推动下，抵粤议员在不足法定人数的情况下，举行了国会非常会议，制定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规定军政府任务为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9月中旬，孙中山就任大元帅职， 表示“当竭股肱之力，排除奸凶，恢复约法”（注：《孙中山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7页。）。

　　为使军政府成为南方五省护法斗争的“军事最高统一机关”，孙中山殚精竭虑地惨淡经营，在财政、军政较为困窘的情况下，先后派遣于右任、林祖涵、何成俊、刘冠三等分赴陕西、湖南、湖北、山东各省发动军事斗争。南北两军于10月上旬于衡山、宝庆交锋，标志着第一次护法北伐战争爆发。孙中山当即发布讨伐段祺瑞令，指斥他“阳托共和，阴行专制”，完全成为“共和之蟊贼，人民之大憝”，号召全国人民“讨灭伪政府，还我约法，还我国会，即还我人民主权”（注：《孙中山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9页。）。在孙中山领导下， 护法军政府在短短的三四个月内就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护法北伐战争烽火“如火如荼， 一日千里”（注：《张开儒致唐继尧电》， 云南档案106－103－129页。），遍及十余省份，取得节节胜利。然而， 西南军阀陆荣廷、唐继尧之流，他们原来参加护法北伐战争的目的只不过是“借护法之虚名，收蚕食鹰攫之实效”（注：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89页。）， 捍卫共和的事业与他们的反动统治背道而驰。因此，他们先是反对“另设政府”，迟迟不就副帅职务。待到军政府建立后，又以内政、外交诸多问题进行干扰，致使“军府经费，依然无着”（注：《孙中山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97页。），军事方面难有更大作为。不仅如此， 西南军阀和官僚政客们对孙中山主持的军政府始终抱着必欲去之而后快的态度。他们于1918年初组织西南联合会议，企图架空或取代军政府。奸计未能得逞后，进而胁迫国会非常会议通过《军政府改组大纲修订》，悍然改组建立不久的军政府——以合议制更替大元帅制，选举唐绍仪、唐继尧、孙中山、伍廷芳、林葆泽、陆荣廷和岑春煊为政务总裁，随后又推举老奸巨滑的官僚政客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孙中山的领导地位和作用不复存在，军政府也沦为西南军阀的工具。孙中山于1918年5月愤然辞职， 离开广州回到上海，第一次北伐以失败而告终。

　　二

　　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北伐，在反对北洋军阀统治这一点上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它的目标仅仅是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并没有进一步提出当时广大人民的要求，因而护法北伐已经不是一面鲜明的旗帜，它不能鼓动人心，不为人民所重视，因而起不到动员广大革命人民的作用，也得不到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而失败。通过这次护法北伐，孙中山思想有了进一步认识和提高，他看到辛亥革命以后，只是“去一满洲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注：《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4页。）， “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法律及民意之下”（注：《孙中山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71页。）。铁的事实使他不得不认识到， 所有的大小封建军阀都不可能帮助他实现祖国统一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