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建国方略》的成书背景

辛亥革命网 2018-09-05 13:51 来源:团结报 作者:龚剑锋 许锐 查看:

《建国方略》在一百年前的民国初年,提出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伟大构想和目标,发人深省,引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为之奋斗。充分体现了孙中山先生作为集革命与建设一体的先行者的伟大。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于1917至1919年间,在上海撰写、编辑了《建国方略》,从心理建设、物质建设、社会建设三个方面完整地阐述了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伟大理想和实施方案。《建国方略》在一百年前的民国初年,提出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伟大构想和目标,发人深省,引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为之奋斗。充分体现了孙中山先生作为集革命与建设一体的先行者的伟大。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创建了中华民国。但是,不过几个月的时间革命成果很快被北洋军阀代表袁世凯窃取,“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执政后的袁世凯,由临时总统而正式总统,由内阁制而总统制,由任期总统而终身总统,建立起自己的独裁政权, 把中华民国的一切重新纳入专制主义的轨道。“洪宪帝制”和“宣统复辟”两幕丑剧的相继上演,段祺瑞反动的军事独裁专政,紧接着又出现军阀连年混战割据的局面,民初政权频繁更迭,政局险象纷呈,新生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只是徒有其表,名存而实亡。面对如此惨淡复杂的政治图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虽然在孙中山领导下为挽救民主共和制度,先后发动了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反对军阀专制独裁的护法运动,但这些旨在力挽狂澜的武装斗争又屡起屡仆,终也不能改变革命的失败趋势。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不无痛切地回顾了自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指出“失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 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溯夫吾党革命之初合,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之枉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 第一次护法斗争中南北军阀的相继背叛,给孙中山以极大的刺激, 使他深刻认识到“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北如一丘之貉。”因此,1918年5月4日,他愤然辞去大元帅职务,孑然一身离粤转沪,一度陷入了极度的孤独、彷徨、苦闷之中。

  但是,孙中山并未因此而悲观失望,几十年历经艰辛的革命斗争生涯,铸就了他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正如“二次革命”受挫后他曾呼吁道“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恶消长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

  事实上,就在1917年7月21日广东省学界欢迎会上,孙中山以“国强在于行” 为题,发表演说,首次提出“行之非艰,知之惟艰”的命题,并向外界申明“近日欲著一书,言中国建设新方略,其大意一精神上之建设,一实际上之建设。精神上之建设,不外政治修明;实际上之建设,不外实业发达。” 并且表示将“实力肩任,勉为其难,实力造去。”正是秉持了这样的信念,退居上海后的孙中山在困境中苦苦思考、追寻着继续革命的道路,力求从以往屡次跪仆的革命斗争中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

  应当看到,辞职的孙中山多次声明闭门著述而不问外事,这一表面上似乎置国事于不顾的迹象,一时颇为外间所误会,如1919年6月5日马逢伯致函孙中山称,巴黎和会允许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凡有血气者,莫不奋起乃我公噤不一语,以开国之伟人,效刘胜之寒蝉,真令人百思不解其故。蜚语传来,谓我公与徐、段一鼻孔出气,然耶否耶我公而不欲解此嘲,则亦已耳,否则何一言以慰国人之望乎?”孙中山对此批复:“近日闭户著书,不问外事, 如国民果欲闻先生之言,则书出版时,望为传播可也。”翌日接上海罗端侯来函, 揭露南北军阀构衅和北京政府的卖国行径,表示愿为国效力,请孙中山为此“指示一切”,孙中山再度以“闭户著述,不问外事,所说之件,未逞及也”相答复。其实, 其静观默察的表象下蕴含了孙中山以退为进、奋袂再起的良苦用心。这可以此间孙中山与多方面保持的大量书信言论作为明证。

  揆诸当时孙中山有关资料,1918年5月8日致电汪精卫,认为“政治活动,恐无补于国家,此后当待机以图根本之解决耳。”并询及“沪上我能居否从各方面细查详复。” 避居上海后,在他看来,“谓据年来经验,知实现理想中之政治,断非其时,故拟取消极态度。将来从著述方面,启发国民。”明确指出“返沪以来,力谋挽护,刻从根本着想,非整理党务,先固内力,不足以及时奋起。”待至1919年8月复函于伍廷芳,孙中山表白“弟比来独居深念,所以救水火中之人民,驱除武人帝孽者,当别有良图惟目前宜暂持冷静无为态度,以待时机。” 不久在回复吉林李梦庚的信中,他认为“方今国事颠跻,根本之图,自‘以鼓吹民气,唤醒社会最为切要……文自客岁以来,闭户著书,不理外事,亦欲以素所蕴蓄唤起国人。异日群众之心理巫变,则澄清瑕秽之功,庶有可期,然后乃足以建设真正民治也。”稍后他又指出“文近时观察国事,以为欲图根本救治,非使国民群怀觉悟不可。故近仍闭户著书,冀以学说唤醒社会。政象纷纭,未暇问也。”诚如他在批复湖南国民大会来函称“南中往事,国人共见,纵勉附虚名,于事何济今文虽辞职,个人救国之责,仍未敢自懈,要当黾勉前趋,廓清危乱。” 由此可见,孙中山辞职引退,正在于“得以自由行动,另图根本之救国耳,非置国事于不顾也”。质言之,是他旨在摆脱困境, 待机以图根本解决民国前途的自觉选择。正是基于此,从1918年至1919年间,孙中山在上海莫利爱路寓所著书立说,“以平生之抱负和积年之研究所得”,先后写成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连同1917年写成的《民权初步》一起,合为《建国方略》。

  诚然,基于上述历史背景而产生的《建国方略》,又是孙中山重视革命与建设之关系的充分体现。在孙中山看来,“夫革命之有破坏,与革命之有建设,固相因而至,相辅而行者也。”早在1912年8月25日北京同盟会欢迎会的演说中,他就鲜明地指出“今专制业已推翻,破坏之局已终,建设之局伊始。然以二者相较, 破坏易,建设难。易者既赖全国同胞相助,则难者更当欲全国同胞相助,庶可巩固此中华民国也。”《建国方略》中,孙中山对革命与建设的关系特别强调“何谓革命之建设革命之建设者,非常之建设也,亦速成之建设也。夫建设固有寻常者,即随社会趋势之自然,因势利导而为之,此异乎革命之建设者也。革命有非常之破坏, 如帝统为之斩绝,专制为之推翻有此非常之破坏,则不可无非常之建设。是革命之破坏与革命之建设必相辅而行,犹人之两足、鸟之双翼也。”以此看去,孙中山认识到“惟民国开创以来,既经非常之破坏,而无非常之建设以继之。此所以祸乱相寻,江流日下,武人专横,政客捣乱,而无法收拾也。盖际此非常之时,必须非常之建设,乃足以使人民之耳目一新,与国更始也。此革命方略之所以为必要也。” 所以,显而易见,《建设方略》的撰写正是孙中山从民初革命和建设实践的需要为出发点,在坚持“武器的批判”同时,高度重视“批判的武器”的结果。同时,《建国方略》的三大组成部分又各有所旨,各自具有明确的现实指向性,是针对现实中遇到的种种急迫课题而试图寻求各自解决的途径。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填写您的邮件地址,订阅我们的精彩内容:

关于我们 | 联系我们 | 合作支持 | 网站地图 | 网站律师 | 隐私条款 | 感谢表彰 | 在线投稿
   2008-2018 武汉升华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鄂ICP备10021768号 鄂公网安备 4201850200059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