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梁启超“新民”和“民权”的启蒙宣传

　　历史跨入20世纪，饱受八国联军侵华和《辛丑条约》等空前民族危机的猛烈刺激，中国的爱国者更加急切地睁眼看世界，更热烈地敞开心扉，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了解、研习近代国家观念、国民学说等社会政治理论。清廷宣布施行新政包括“预备立宪”，也使他们有机会在清朝政府许可的范围内，以合法的形式，将“救国真理”与救亡实践紧紧联结在一起，直接应用于拯救民族危亡的思想启蒙和实际斗争，从而为世纪之交进步思潮的递嬗，包括一部分人的维新主张向革命思想的转换，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而民权的觉醒，则是促成这种递嬗的关键环节。其中，梁启超先声夺人，以著名的《新民说》独领风骚，连自视颇高的康有为也自叹不如，晚年曾对胡适说“我的东西都是26岁以前写的，卓如（梁启超）以后继续有进步，我不如他”。

　　一 严峻的现实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被迫逃往日本。爱国之心使他无暇旁顾，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以拯救祖国，仍是他的目标所在。回首往事，梁启超痛感依靠上层权力来改造国家的想法难以实现，不得不转而将希望寄托在鼓动广大国民参与政治运动上面。要使国民投身政治运动，必须使他们具备必要的知识能力。梁启超认为，遭受数千年封建专制锢闭摧残的广大国民是愚昧落后的，而他所孜孜追求的君主立宪政体，“必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梁启超：《立宪法议》，《清议报》第81册）。所以他把“新民”看做是当时最为迫切的历史任务，认为要新我国家必先新我国民，为此撰写了洋洋10余万字的《新民说》，尖锐批评了国民品格、习性、智能诸方面的种种弱点，主张“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梁启超：《创刊告白》，《新民丛报》第1号）。如此方能争取民权，并在激烈竞争的地球上建设自己的民族国家。

　　民权的倡言，早在维新变法时即已开始。其激烈者如谭嗣同、严复等，皆斥秦汉以来封建君主为大盗窃国，一般维新人士则申人权天赋说，从养成独立人格的国民立论进而说出与国家兴亡的关系。梁启超则主张以民权限制君权。但在戊戌前，维新派作为当时知识界的先进分子，所倡民权之说，也仅仅“微引其绪，未敢昌言”（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9页）。

　　戊戌变法惨遭镇压后，他们的态度渐趋激烈，公开痛斥封建专制的罪孽，明确提出民权救国论，直呼“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灭”（梁启超：《爱国论》，《清议报》第7册）。强调只有兴民权，中国才能起衰振弱，否则只有亡国。梁启超倾注极大热情撰写的《新民说》，是当时维新派关于民权论的代表作，亦奠定了他的新学巨子的历史地位，并在知识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20世纪初年民权问题的响亮提出和引起人们的深层思考，是和中国现实的政治形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更是与当时爱国主义思想的历史性发展直接相关的。

　　爱国主义作为千百年来凝聚起来的对祖国最深厚的一种感情，往往是在国家和民族遭受危险时表现得最为充分、强烈。由于它是一种全民精神的升华，也就最能起到凝众和向心的作用。近代以来，爱国主义一直是激励人们投身救国事业的精神源泉。但很长一段时间，人们的思想还不能摆脱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分辨不清朝廷与国家的关系，认识不到自己在国家事务中的应有地位和作用。面对亡国危机，他们满腔悲愤，奔走呼号，要求变法救亡。但他们又冲不破“忠君”观念的藩篱，自缚手脚，一旦封建统治者翻脸，变法便陷于失败，自己也人头落地。

　　时隔不久，悲剧重演。以爱国救亡为主题的义和团运动，提出的口号却是“扶清灭洋”，结果无数义和团员的鲜血，换来的则是封建皇朝的叛卖和镇压。八国联军洗劫北京城，空前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清朝政府屈膝于列强唯唯诺诺的丑态，这一幕幕触目惊心的历史现实，令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在心底里滴血。怎样才能拯救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通过什么途径方能摆脱亡国灭种的危机，进而求富求强，这一系列急迫的问题，沉重地压在每一位爱国者的心头，猛烈地促使他们越过旧有的思想束缚，向更广大的外部世界去探索，去追寻。

　　二 倡导“新民”

　　爱国主义在不同的阶级阶层中，表现的形式有所不同。一般地说，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它在知识阶层和代表社会前进的阶级力量中，能以最深层的思想形式表现出来。20世纪初年爱国主义思想的飞跃，正是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形成和思索的积极成果。他们在对救国真理的探寻和思索中，从梁启超等维新思想家的理论作品中得到很多启示和哺育。

　　梁启超虽流亡海外，但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以拯救祖国，仍是他的目标所在。敏锐的政治眼光，使梁启超意识并触及了在世纪之交中国所处的关键时刻面临的严峻问题。维新变法的夭折，说明温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难以实现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的政治目标；以义和团为代表的下层民众自发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斗争，又时时流露出愚昧、落后的色彩；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则坚持以暴力手段推翻清廷，改造中国。这些看似互不相联却又相互依存的社会力量，都在世纪之交时有所表现。而环顾世界，帝国主义列强弱肉强食的侵略扩张和互相争夺愈演愈烈。

　　这一切，都促使梁启超认真考虑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他形象地把当时的中国比喻为一叶扁舟，把刚刚到来的20世纪称之为过渡时代，强调：“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认为身处这个过渡时代，中国面临一系列急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语其大者，则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也；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上之过渡时代也；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上之过渡时代也”（梁启超：《过渡时代论》，《清议报》第83册）。指出能否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是中国踏入新世界的当务之急。

　　梁启超以《清议报》和以后的《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就上述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认识，他以晓畅的文笔、炽热的感情、思辨的睿智，向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些新鲜的课题：国家到底应由哪一类人组成，是大清子民，还是有独立人格的国民？中国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精神风范，才有资格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加入充满竞争的世界民族之林？步入新世纪后，国家的性质是否应该有一个崭新的变化？他认为，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最关键的一点，即提高国民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能力。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催生“新民”的宣传鼓动，亦带动和激发了众多青年学生对救国途径的重新认识和思索，推动了爱国主义思想内涵的深化和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