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的击椎生笔名考论

辛亥革命网 2015-06-12 09:10 来源:邵阳学院学报 作者:邓江祁 查看:

蔡锷不仅注重武装斗争,而且重视舆论宣传,早年曾以笔名发表了一系列诗文,反对列强入侵,抨击封建统治,宣传革命理论。对这些笔名,蔡锷生前并未提及。

  蔡锷早年为了宣传西方民主理论和反清革命思想,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诗歌。在当时政治形势下,为了隐藏自己真正的身份,以免遭受清政府的迫害,蔡锷的这些文章和诗歌常采用当时革命志士惯用的方式以笔名发表。由于某种原因,对于这些笔名,蔡锷本人后来并未提及,但经过一些学者的考证,有的得到了确认,有的却还存在歧见。击椎生这个笔名就属后一种情况。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试就已掌握的一些材料,对蔡锷的“击椎生”笔名作一考论,以求教于方家。

  一、   问题的提出

  关于蔡锷早年的笔名,人们最早可能是从蔡锷的年谱中获知的。李文汉1943年的《蔡公松坡年谱》中1899年条中说:“时投稿于《以清议报》,署名孟博,奋翮生者是也。”[1]P421刘达武1943年所编的《蔡松坡先生遗集》中《年谱》1900年条中说:“梁启超召公入新民丛报馆襄笔政,公署名奋翮生一署击椎生撰军国民篇以唤醒国人。”[2]P6根据这些年谱的说法,孟博、奋翮生、击椎生也就被普遍认为是蔡锷的笔名。然而,以上两位作者并未对年谱中所涉及的笔名进行过考证,因此这些笔名也曾招致过一些猜疑。章士钊曾说:“《新民丛报》上有《军国民篇》一文,署名奋翮生,人知奋翮生即松坡,而松坡辄矢口不认。”[3]P2481995年,曾业英先生通过详细的考证,提出孟博、奋翮生确是蔡锷的笔名。同时,他通过进一步的考证,还认为以前人们并未提及的“(衡南)劫火仙”也是蔡锷的笔名。[4]P171因此,2008年在编湖湘文库之《蔡锷集》时,曾业英先生在其编于1984年的《蔡松坡集》的基础上,补入了蔡锷以孟博、(衡南)劫火仙为笔名发表的文章和译作。但由于他对“击椎生”是否为蔡锷笔名未作考证,因而对以“击椎生”为名发表的文章均未收入。这说明,曾业英先生对“击椎生”是蔡锷笔名的说法是持保留意见的。而有些学者,如毛注青、刘福祥、赵矢元、吴天任、谢本书等,虽没有进行过具体考证,但接受了刘达武《年谱》关于“击椎生”为蔡锷笔名的说法,并在其相关著作中有所反映。谢本书先生还在其《讨袁名将——蔡锷》一书中进一步提出,蔡锷曾以“击椎生”为笔名给《清议报》投稿。[5]P28笔者曾经过一些考证认同“击椎生”是蔡锷笔名的观点,但由于各种原因,只是点到为止,尚未充分展开。[6]

  问题并未到此为止。近年来,有学者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新的观点。2000年,殷英同志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增刊上发表的《蔡锷笔名质疑》一文和2007年出版的《殷承瓛与护国运动》一书中认为,“击椎生”是蔡锷的笔名这一说法并不符合史实,“击椎生”可能系云南籍留日学生滇南人殷承瓛的笔名。其理由一是通过“击椎生”在《云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看,“击椎生身为云南人,对云南的政治、经济状况,地理环境,矿产资源了如指掌,对滇省有真挚的感情,对英、法的侵略有切肤之痛”;二是“击椎生”还在《云南》杂志上发表了10余首诗,大部分诗表达了海外学生对家乡的眷恋及对云南前途的忧虑。诗中多次提到了云南的地名和著名风景区,如南滇、翠湖、江城等。“而1907年蔡锷尚未到过云南,对云南地名尚不熟悉,故击椎生并非蔡锷笔名,而可能是云南籍留日学生殷承瓛的笔名”[7]P10-12

  由上不难看出,学界对“击椎生”是否蔡锷的笔名确实存在较大的分歧。这也说明,这个问题确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二、“击椎生”不应是殷承瓛的笔名

  在笔者看来,殷英同志以1907年蔡锷尚未到过云南,对云南地名和云南的政治、经济状况,地理环境,矿产资源不可能熟悉,就得出“击椎生并非蔡锷笔名”的结论并不能成立。

  诚然,蔡锷1907年以前未到过云南。但没有去过某地并不等于对那个地方的历史地理就不了解。事实上,蔡锷早在1902年就由日文翻译了6万余字的《支那现势论》一书,其中就涉及了列强对包括云南、广西、广东在内的中国各地入侵的历史和现状。而且该书的原作者系法国人,其撰写此书的目的就是为法国进一步入侵西南提供调查资料,因而有关云南广西的历史状况、地理环境、经济情况、矿产资源更是重点。因此通过对《支那现势论》一书的翻译,蔡锷对云、桂的历史、地理、经济、矿产早已了然于心。这样,蔡锷能在1907年写出有关云南、广西问题的文章也就不足为怪了。况且,通观“击椎生”在《云南》杂志上发表的诗作,其中在《步徐佩玉女士吊秋瑾女史原韵》诗中出现了“钱塘”、“西湖”等浙江的地名,在其他诗中也出现了泛指长江中下游的“荆吴”、泛指湖南的“洞庭”等地名。倘若“击椎生”是殷承瓛笔名,按照殷英同志的逻辑,殷承瓛就应当去过这些地方。但从殷承瓛的经历看,事实并非如此。还有,江城泛指临江之城市、城郭。唐代崔湜的“江城秋气早,旭旦坐南闱”、元代黄庚的“一雨洗空碧,江城独倚楼”等诗句中的“江城”就是此意。由此可见,桂林临近漓江,称之为江城也未始不可。况且,江城作为地名也并非云南有,别的城市也有称江城的。唐朝诗人李白在武汉写下“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的诗句,因此武汉自古又称“江城”。康熙皇帝东巡吉林时所作的《松花江放船歌》中有“连樯接舰屯江城”之句,故吉林市又有“江城”之称。总之,以1907年前蔡锷尚未到过云南就得出“击椎生”并非蔡锷笔名的结论不能令人信服。

  此外,对于殷英同志关于“击椎生”可能系殷承瓛笔名的观点,笔者也不敢苟同。关键的一点是殷承瓛与“击椎生”的经历不符。据查,“击椎生”在1907年7月20日出版的《云南》杂志第七号上,发表了题为《回国有感》一诗:“频年浪迹大江游,飘泊南冠笑楚囚。烈烈西风吹短发,万山叶落洞庭秋。十年戎马历边城,欲诉乡心对短檠。我亦有亭深竹里,也思归去听秋声。”从此诗可以看出,“击椎生”应在1907年7月前就回国到边疆治军了。那么,殷承瓛是哪年由日本毕业回国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殷英在其有关论文和著作中前后有三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殷承瓛于1906年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8];第二种说法是,1909年毕业于士官学校[9]P240;第三种说法是,1907年12月殷承瓛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五期[7]P2。据笔者查证,以上三种说法都不对。殷承瓛应是1907年7月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五期,1908年11月毕业。[9]P55而且,当时在该校学习的李根源、李书城也都持此说法。[11]因此,1907年7月之时,殷承瓛应当正在日本留学,不可能回国“戎马历边城”,也不可能写出《回国有感》的诗。同时,1907年前,蔡锷先后奔波长沙、武汉、上海、日本、江西、广西等地,这也十分符合击椎生“频年浪迹大江游”的经历,而殷承瓛1903年从云南到日本留学、1908年12月回国,显然无“大江游”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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