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今年是章开沅先生９０华诞。他在中国近代史这块沃土上辛勤耕耘了近６０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笔者力图在学习章先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总结其学术贡献，以此祝贺章先生 ９０华诞。章先生的学术成果，尤其是１９８０年之后的成果，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拓创新历程息息相关，同步共进，且多有引领之意义。章先生对学术研究具有极强的与时俱进的开拓创新意识，他曾说过：在史学研究的开拓创新中，“我们当然应该正视困难，但我们更应该勇于克服困难，勇于做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的科学新领域的开拓者。”①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以我之所见，章先生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拓和引领作用，主要可从下面四个方面来讲。

　　一、先行潮头的开拓：从辛亥革命史研究到商会史研究

　　辛亥革命史研究，既是章开沅先生学术大厦的奠基之石，也是促进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开拓创新的起步之地。由章开沅和林增平主编、人民出版社在 １９８０－１９８１年间出版的 《辛亥革命史》三卷本，虽出版于改革开放之初，创作于 “文化大革命”末期，定稿于 “四人帮”垮台之后，但其内容构成和学术视野却超越 “文革”时代之局限，而显示出 “开放”时代之曙光，颇多开拓创新之处，令当时的学界颇为关注。该书是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第一部全面研究辛亥革命的大型专著，其内容不仅包括辛亥革命从孕育到爆发的全过程及其领导者和践行者，而且包括辛亥革命的时代背景、经济根源、阶级基础、党派纷争、满汉矛盾等社会因素。对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的状况和特点，人民的生活艰难和反清斗争，除革命派之外的各种政治派别，汉族民众与满清皇朝的关系，都有独到的论述和分析。正如章先生在其即将出版的 《章开沅文集》自序中所说：“对辛亥革命研究从一开始就以社会运动作为整体对象”。这在当时，是一种破天荒的研究视野，使读者多有耳目一新之感。

　　该书出版之时正值纪念辛亥革命７０周年之际，更使其学术影响广为传播。１９８１年除了在武汉举行了国际学术讨论会之外，还在长沙举行了全国青年学术讨论会。我当时已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５年，有幸参加了长沙会议，章先生作为论文评奖委员会负责人也来到会上。在对与会论文进行评奖时，因名额有限而优秀论文较多，而近代史所与会代表的论文均在拟奖之列，作为评委之一的本所研究员王学庄先生提议撤下闵杰与我的论文。闵杰的论文是关于四川保路运动的，我的论文题目为 《辛亥革命后的实业救国热潮》，但是这两篇论文最终仍在获奖之列，个中原因后来听王学庄先生说，是章先生不赞成撤下，认为 “这正是需要加强研究的问题”。章先生的这一句话，使初出茅庐的我受到极大的鼓舞，坚定了研究社会经济史的信心，并成为一辈子的研究方向。此外，在此次会议的获奖论文中亦以社会因素研究者为主。此事体现了章先生对辛亥革命时期社会因素研究的重视和提倡。

　　在 《辛亥革命史》出版之后，章先生更加注重对辛亥革命时期社会因素的研究。这诚如他在文集自序中所言：“‘文革’前后，我的学术理念、方法、路径与风格发生很大变化。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我在教学与研究工作中，非常强调社会环境、社会群体与社会心态的阐析，也比较注意区域研究 （如江浙）与个案研究 （如张謇）。”章先生在这里所说的区域和个案，亦可以说是社会因素。他随后便陆续出版了有关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变迁关系的著作，如 １９８５年出版 《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１９８６年出版 《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１９９０年出版 《辛亥前后史事论丛》等专著，并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许多论文。这些论著，都以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变迁为主要研究内容。

　　章先生研究和发表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社会关系的论著之际，正是史学界酝酿复兴社会史研究之时。１９８３年１０月，《历史研究》杂志社、南开大学历史系与云南大学历史系合作，在云南召开了 “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研究学术讨论会”；１９８５年５月，又与天津师大历史系等合作，在天津召开了 “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生产生活状况比较研究讨论会”，从而推进了从社会史角度对地主阶级和劳动阶级的研究。到 １９８６年，社会史研究正式走上了复兴之路，１月，冯尔康发表《开展社会史的研究》②一文，首先打出了复兴社会史研究的旗号；８－９月，又有乔志强、王玉波先后撰文倡导社会史研究；１０月，首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在天津举行。从此，中国社会史学科快速兴起，各种重要著作从１９９２年起陆续出版。此外，在近代通史、时期史、事件史的综合性论著中，社会因素的内容日益受到重视，各种专门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趋向渐趋明显。在此期间，章先生虽没有专门发表过提倡和复兴社会史研究的言论，却静悄悄地将大学时期所学到社会学知识引入自己的史学研究之中，撰写和发表了不少与社会史相关的论著。章先生对于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复兴，虽然没有明言明语的倡导，但是不乏潜移默化的引领。

　　在章先生关于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关系的研究中，一项突出的内容是近代资产阶级。他主编的 《辛亥革命史》，对辛亥革命之前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来源、发展和特性作了独到的论述，并进行了与西方国家资产阶级的比较研究，直至今日仍有独到之处。在后来的研究中，更是把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重点课题，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研究视角。１９８２年，章先生在参加芝加哥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明确指出：“商会档案是研究中国资产阶级不可缺少的重要文献资料，曾引起海内外许多学者的重视”③。１９８３年，他又在 《历史研究》第５期上发表了题为 《关于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若干意见》一文，提出：“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曾把资本家称作 ‘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实即代表资本主义经济领域的一系列规定和关系的综合。这些规定和关系，在资本家个人或单个企业中固然已经存在，并以多种样式表现出来，而在一定集团 （如资本集团、行会、商会等）中则往往可以更为丰满也更为明确地得到表现。”在 《章开沅文集》自序中，他再次提到：“回顾既往，我在多年史学实践中并非简单借用社会学的概念，而是确实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点：一是比较注意分析个人、群体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二是把研究的重点置于个人与阶级的中介———群体之上。”章先生提出这一研究思路之时，国内外学者对中国近代行会史虽已有不少的研究成果，但均以研究行会的数量、分布状况变化和经济功能为着眼点，基本没有涉及行会与资产阶级存在状态之关系；而中国近代商会史研究在国内刚刚起步，涉足的只有极少数学者，且尚处于资料收集和整理阶段，亦尚未引起学界的重视，更缺少明晰的研究思路。章先生这一思路的提出，对认识商会史的学术价值，启发商会史的研究思路，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后来，在史学规划会议上，章先生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丁日初先生、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胡光明先生等专门讨论了天津、上海、苏州的近代商会档案资料整理出版计划，力促该三地商会档案资料的整理工作。就我本人的中国近代商会史研究而言，也是在章先生的这一思路指引下进行的。同时，章先生还部署自己正在指导的两位硕士研究生———马敏、朱英，进行商会与资产阶级方面的研究。后来马、朱二人在商会史研究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并与章先生一起培养了为数不少的商会史、行会史研究人才。正是由于章先生的先见之明和育才有方，逐渐造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成为中国商会、行会与资产阶级研究的第一重镇。

　　二、与时俱进的开拓：从近代化史研究到教会大学史研究

　　章先生在提倡以群体的角度研究资产阶级的同时，还在开拓着另一个研究领域———中国近代化 （或称早期现代化）史。中国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化史的研究起始于１９８５年前后，章先生又成为开创者之一，于１９８６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 “七五”重点项目 “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 （于１９９３年以 《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为题出版）。同年，北京大学的罗荣渠先生也发起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 “七五”重点项目 “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于１９９３年以 《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为题出版）。由此，“南章北罗”分途并进，彼此呼应，推动了中国近代化史研究热潮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