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庆龄对孙中山事业与思想的阐述

　　孙中山作为20世纪中国伟大的政治家，在他去世之后，不同政治派别基于各自的政治立场，根据其政治需要，对于孙中山的事功与思想，就有了各自不同的言说，塑造出颇具差异的孙中山形象。其中，宋庆龄因其特殊的身份，其言说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孙中山形象的建构。这些阐述随时代背景的不同而有所侧重，亦可见其一以贯之的脉络。宋庆龄的孙中山论述，也折射出她自身思想发展的轨迹。系统梳理这些阐述与时代的互动关系，并将之与政界、学界对孙中山的论述进行对比，或可从一个侧面加深对宋庆龄与孙中山的认识。

　　一

　　宋庆龄1915年与孙中山结合后，一身兼任妻子、学生、助手多重角色。在孙中山晚年“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等诸多政治活动中，宋庆龄并非完全消极被动，而在一定程度上积极辅助配合孙中山的政治举措，促进事态发展。[1]根据既有资料，孙中山对宋庆龄的倚重无可置疑；但孙中山生前，宋庆龄一直居于幕后而不为人所知，在国民党内亦未曾有任何实际安排，也是不争的事实。[2]

　宋庆龄实现角色转换，得到国民党内同志及社会民众的认可，获得对孙中山事业与思想的权威阐释权，从根本上而言还是来自孙中山临终前的嘱托与安排。

　　对孙、宋结合，国民党内不少人持有异议，胡汉民、朱执信甚至还当面向孙中山“诤谏”。[3] 1922年6月孙中山羊城蒙难，宋庆龄临难应变的大智大勇，为自己赢得了声望，令国民党内开始对她刮目相看，“不但承认她是‘总理夫人’，而且对她十分尊敬了”。[4] 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作政治嘱托，并分别在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嘱上签字。由于对宋庆龄的未来处境放心不下，他用手指着宋庆龄对何香凝嘱托说：“彼亦同志一分子，吾死后望善视之，不可因其为基督教人而歧视之”。[5]

　　孙中山的临终嘱托，自然极具分量，何香凝也不负所托。1925年4月12日，上海10万市民追悼孙中山大会，何香凝在演说中高度称颂宋庆龄，“夫人之精神与劳苦，为吾辈所当敬爱，先生日语夫人，盼同志继续努力革命。今先生死矣，夫人尚在，我辈当念先生之言，随夫人之后共同奋斗。”[6]何香凝以其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在此明确将宋庆龄定位为孙中山事业与思想的继承者。1925年12月25日，经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广东省党部投票正式选举宋庆龄为国民党二大代表。1926年1 1月4日国民党二大第一次会议，汪精卫提议宋庆龄担任主席团主席。1月8日宋庆龄出席大会并发表演说，1月16日高票当选为第二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月22-23日在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上她被推选为特派驻上海的中央执行委员。[7]至此，经过国民党组织程序，宋庆龄正式登上政治舞台并确立了其政治地位，成为孙中山事业与思想颇具权威的阐释者与继承者。

　　二

　　1925年6月9日，宋庆龄发表《为“五卅”惨案对上海<民国日报>记者的谈话》，[8]这是其首次就时事公开表述政见。她在谈话中表示：“外间对学生主张打倒帝国主义颇有误会，不知此即孙先生四十年革命目的之一。对内推翻满清帝制，对外反抗一切强权与侵略，皆是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孙先生生平但知目的，不问手段；但知是非，不顾利害，尤反对调和”。7月2日发表《为力争两广关余向英帝国主义斗争的孙先生》，[9]谓：孙中山“明知列强必以武力恫吓，而卒毅然行之者，一以公理所在不能屈于威武，一以国人习于帝国主义之侵略久而忘之，欲以独力反抗，唤起民族之自决与世界之公道”，“有英国访员见先生，问以如列强阻止其截留海关收入之计划，先生是否将与列强宣战。先生答曰，吾虽不能胜此武力，然败于列强亦为荣幸”。宋庆龄进而阐发道：“先生在广州一隅，仅凭公理民气与列强之武力相周旋，英美舰队林立，始终不为所屈，……然中国人之不可侮，帝国主义者武力之不足畏，先生已以身作则昭示吾人矣。”此两文发表于“五卅”运动的反帝风暴之中，后者直接为声援中共发动的“省港大罢工”而作。，因而特别强调孙中山“反对帝国主义”的一面，极具现实针对性。

　　宋庆龄对孙中山思想做出系统阐释，是在1927年7月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公开“分共”前夕用英文写成、7月18日在汉口发表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10]宋庆龄在“声明”中一方面阐释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要义：“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在我们的革命中是基本的。从这个主义，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社会价值的分析和他对于工农阶级地位的确定。这两个阶级……是我们力量的基础。他们是建设自由新中国的新柱石”；而“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11]另一方面又着力叙述勾画孙中山的贫苦出身：“孙中山是从民间来的。他对我讲过许多早年的事情。他生于农民的家庭。他的父亲种田。他县里的人民都是农民。孙中山很穷，到十五岁才有鞋子穿。他住在多山的地区，在那里，小孩子赤足行路是件很苦的事。在他和他的兄弟没有成人以前，他的家住在一间茅屋里，几几乎仅仅不致挨饿。他幼年吃的是最贱的食物，他没有米饭吃，因为米饭太贵了。他的主要食物是白薯。”“孙中山好几次告诉我说，就在这早年还是贫农家里的贫儿的时候，他变为一个革命的人。他下了决心，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就为这个理想，他献出了他四十年的生命”。[12]宋庆龄还回忆：1924年7月广东省召开第一次农民大会，“这些农民来自广东各县，许多人赤着脚走了好些里路来到广州。他们衣衫褴褛，有的还带着箩筐和扁担。我深深地受了感动。孙中山也很受感动。我们回到家里之后，他对我说：‘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并且又告诉我中国被压迫的人民在自救中所必须起的作用”。

　　1927年8月22日，宋庆龄发表《赴莫斯科前的声明》，[13]着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详加阐述。“为了铸造一个合适的革命工具，孙中山于一九二四年冬在革命的基础上改组了国民党，制定了三大政策的行动纲领来加强三民主义”，“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与方法的基本部分”。“第一项政策号召吸收全国工农参加革命工作，取得他们的支持，”因为工农“代表全国约近百分之九十的人口”；第二项政策是“国共有合作的必要”，因为“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通过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宣传力量，可以使国民党控制党内军人，使他们服从政治当局”；第三项政策是“国民党联合苏联这个基本重要的问题”，因为“苏联在世界上所有革命力量中最为壮大”。

　　1929年5月，宋庆龄公开发表《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将孙中山“学说的基本原则”概括为：“1、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2、与中国唯一真正的革命朋友苏联密切合作。3、实现工农政策。”[14]

　　蒋介石、汪精卫“分共”的主要理由是中共发动的工、农运动“过火”，宋庆龄对孙中山思想的阐释中，特别强调“工农阶级”的重要；并且着力叙写孙中山出身之贫困，以追溯其工农革命思想的根源。在致蒋介石的电文中，宋庆龄再次强调“孙中山为了工农的幸福奋斗了四十年”[15]。1931年12月为抗议邓演达遇害而发表的《宋庆龄之宣言》中，再次特别强调“惟有以工农政策为基础的党才能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才能粉碎军阀的势力并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16]

　　蒋介石、汪精卫均着力推行孙中山崇拜运动，将孙中山神圣化，并以孙中山的继承者自居；中共方面也高举孙中山的旗帜。1927年分裂后的国、共两党激烈争夺孙中山的继承权，也即争夺政治合法性资源。宋庆龄此时已逐渐具备孙中山思想代言人的身分，被认为能得孙中山思想之真传。如汉口《民国日报》谓：“孙夫人宋庆龄同志赞助总理革命事业，于三民主义，知之最审，行之尤力”。[17]她基于自身政见而对孙中山思想的阐述，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对蒋、汪方面构成有力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