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研究笔谈】搭建孙中山研究的新平台

　　在起步较晚而进展较快的中国近代史领域，孙中山研究显得相对成熟。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起，海峡两岸竞相轮番编辑更加完整的孙中山全集，相关的年谱、长编以及各种资料汇编和史事编年也陆续问世，各种专题论著更是种类繁多，数量惊人，孙中山研究一度成为万众瞩目的“显学”。

　　然而，一番热火朝天之后，逐渐归于平静。社会上虽然不乏关注者，学界也还有坚守人，逢五逢十的纪念持续进行，可是显学退隐，大概是普遍情形和长期趋势。专门从事此项研究者在新进中几乎无人，即使兼作者也日渐减少。在学位论文和申请课题方面，一般很少选取孙中山为主题。这样的情形，一方面显示孙中山研究在经历了繁荣之后，初创时期进入门坎较低的状况已经过去，另一方面，则表明孙中山研究要进入摸高探深的成熟期，应该进一步提升研究的平台，为后来者开辟上升的通道。

　　与古代史相比，作为近代中国的枢纽性人物，孙中山研究远远达不到充分的程度。近年来，孙中山研究虽然总体上由显退隐，在基本认识和具体史事方面，却遭遇越来越多的挑战，表明即使这样的领域也存在巨大潜力和广阔空间。只是要在既有丰富成果的基础上摸高探深，必须扩张材料，拓展视野，讲究方法。

　　孙中山风云际会，常常处于时代漩涡的中心，研究孙中山，可以将近代中国的许多大事要人勾连起来。而研究近代中国的大事要人，如果缺少孙中山的视角位置，就难免偏于一端。如果孙中山研究在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缺席失位，则至少不能说是正常的状态。

　　为了进一步深化孙中山研究，近十余年来，我们主要进行了如下各项工作，希望以集众的形式收获多方面的大型研究成果和资料汇编，努力搭建孙中山研究的新平台：

　　（一）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有系统地广泛收集书刊报档等各类资料，为陆续大规模展开各项工作奠定扎实的基础。同时进行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探讨深化拓展孙中山研究的方法和取径。

　　（二）组织编辑了十卷本的《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并拟以台北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藏上海环龙路档和汉口档、五部档为基础，编辑续编。

　　（三）以陈锡祺先生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为范型，组织编辑了500万字的《孙中山史事编年》（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尽可能吸收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尤其是20余年来的新成果，全面搜罗、耙梳、排比档案、报刊、日记、函电、书籍等各类新旧资料，善用长编考异之法，前后左右比较参证史料史事，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孙中山的言行思想以及与此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各种人事，大幅度扩充相关史事的内容层面，努力还原历史的复杂本相，充分展示孙中山作为时代枢纽的广泛联系和巨大作用。

　　（四）组织编辑《孙中山思想政见各方论争》，计划分为影印本和整理本两种版本。以孙中山逝世和1949年为界，分为三辑，每辑包含书刊报档各类相关资料，按时序编辑成册。

　　（五）将着手展开《孙中山纪念编年》、《辛亥革命与民国肇建纪念编年》以及《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纪念编年》等编年史系列的编撰，将孙中山研究从其生前延伸到身后，全面体现其对于近现代中国的重大影响。

　　此外，孙中山长期活动于海外，足迹遍及日本、美洲、欧洲和南洋，其他政治流亡者也大都以海外为基地，尤其注重依靠华侨。各地华侨先后创办过数以百计的中文报刊，不仅大量报导各地华侨及其社团的情况，而且反映各派人士的海外活动。华侨社团和秘密结社以及个人，也有数量庞大的公私档案，其中多有与孙中山相关的直接记录。这些文献有的保存相当完整，有的报刊甚至至今仍然在发行之中，只是由于收藏分散，未经汇集，或事涉机要，秘不示人，使用极为不便。这可以说是孙中山的相关文献搜集整理最为薄弱的部分，应当适时着手进行大规模的搜集整理出版。具体做法，可以先易后难，首先将海峡两岸收藏的海外华文文献汇集编目，然后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对美洲、南洋、英国、澳洲等地的收藏机构进行调研搜集，争取协助。在汇集整理的基础上，系统出版所有海外华文各类资料，以推动文献编辑和历史研究。

　　回顾孙中山研究的历史，海峡两岸的学人经过多年努力，良性竞争，形成接力式的材料扩充和研究深化，不仅撰写了多种传记和大量专题研究论著，而且编辑出版了各种名目的全集、年谱、长编、实录和资料集。坚持不懈地努力之下，孙中山本人的言论文字已经基本搜罗完备，关于其行为活动的情形也大体掌握，只是相对于历史事实的错综复杂以及相关资料的极为丰富而言，可以进一步扩充的领域比比皆是。只要转换观念，调整做法，仍然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尤其重要的是，尽管直接的材料大体齐备，要想恰当解读和理解孙中山的言行，仍然并非易事，材料不足，容易望文生义，材料太多，也可能断章取义。另一方面，近年来其他相关研究的显著进展，却发掘出了不少新材料，产生了不少新成果，有助于从两方面推进孙中山的研究：一是切实了解背景语境，有利于深入恰当地解读和理解孙中山的言论行事；二是深入认识文物制度和大事要人，有利于扩张孙中山研究的范围和领域。这两方面相辅相成，也正是搭建高水平孙中山研究新平台的两个基础支柱。

　　作为研究孙中山的基础性建设，编辑孙中山本人的文字言论无疑至关重要，而要恰当全面地理解其言行，还应该广搜群籍，采集与之相关的文字，加以比较参证。所谓相关文字，直接联系者大别为三类：一是各方致孙中山的函电，二是与孙中山的政见主张相关的各种意见，三是有关孙中山言行及其相关史事的记述。前者较为明确，其次则包括支持、反对和异议的各方面，甚至延伸到孙中山身后。第三项虽然时间限度清楚，空间的边际则相对模糊。尤其是要将孙中山放到历史的整体联系之中，而不仅仅以孙中山为轴串联历史。循着先易后难的途径，由编辑函电入手，其他陆续展开。在此基础上，理解孙中山的文字言论行事，孙中山与各方的关系，以及与孙中山相关的各种大事要人，乃至于把握领悟近代以来中国观念文物制度的变化，不仅言之有据，而且彼此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