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与抉择

借鉴与抉择

——试比较吴玉章、胡汉民对辛亥革命的反思

　　辛亥革命，作为一场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不仅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也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础。

　　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它的参加者们都对它进行了反思。反思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不同，对这些人后来的人生道路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孙中山、章炳麟、吴玉章、胡汉民等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之所以在“五四”以后选择了不同的道路，除了别的原因外，他们对辛亥革命的反思起了一定作用。笔者拟从这样一个侧面来探讨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关系。由于篇幅的限制，在本文中仅以吴玉章、胡汉民为例，进行比较研究。

　　一

　　在比较了吴玉章和胡汉民的生平以后，可以发现，他二人在辛亥革命前后的经历，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他们的年龄，仅相差一岁。他们出身的家庭环境，都是从小康走向中落。在青年时代，两人曾习过举子业，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1903年前后相继去扶桑留学，接受资产阶级近代教育。他们同在1905年加入同盟会，并成为舆论宣传和武装斗争的骨干。1912年初，两人均任职南京临时政府，都为辅佐孙中山作出了贡献。“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中都参加了讨袁和护法斗争。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影响下，两人均于1919年开始较多地接触马克思主义，宣传新思想。后来，两人又都参加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并担任了领导职务。

　　吴玉章、胡汉民以上极其相似的经历，表明他们两人均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身份投身到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成为真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他们为在中国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理想，都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辛亥革命失败后，也都为挽救革命作了努力，为寻找新的救国之路而进行探索。他们在这方面的斗争、努力和探索都是十分可贵的。

　　在他们辛亥前后相似的经历中，也有某些不同之处。例如，“二次革命”失败后，他们相继流亡海外，吴玉章去到法国，胡汉民跟着孙中山又来到日本。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生了分化。他们对辛亥革命的初步反思，是产生这种分化的原因之一，孙中山等人认为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失败主要原因不在袁氏兵力之强，而在同党人心之涣散，党人没有切实遵循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和建设方案行事。为进行第三次革命，许多党人通过宣誓和盖指模的方式在中华革命党的旗帜下重新集结。黄兴等人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革命的失败不在于党人不听孙中山的话，而在于孙中山的理想太高，难以实现。挽救之方不在于“以权利相号召”，而要从根本上做去。他们不苟同中华革命党的做法，又恐妨碍孙中山的行动，便退居局外，到美国或南洋去了。另一些党人看见天下由自己打下来，坐天下的却是袁世凯，心中愤懑不平，但又感到回天无力，于是产生消极遁世思想，走上了逃避现实的道路。这段时间，流亡的生活，低落的情绪，使吴玉章和胡汉民对辛亥革命都不可能有系统而深刻的反思，只是认识到辛亥革命不仅没有解决民生问题，连民权问题也没有解决。至于为什么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形式的国家，却仍然没有出现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图景，他们二人的认识又有一些微妙的差异。

　　吴玉章来到法国这个新的环境，视野开阔了，看到了许多新事物，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增长了不少见识。他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故乡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和由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暴露出来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也接触到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思潮。此时的欧洲不是十年前“社会革命其将不远”的形势，而是处在火山爆发的前夜。虽然当时他只能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审视社会主义，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关于“世界大同”的学说都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但他毕竟朦胧地意识到社会主义关于人人平等、消灭贫富的美好理想比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更值得追求。这种认识使吴玉章曾一度接近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并喜欢上克鲁泡特金的“科学的无政府主义”，似乎成了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但他终于没有做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从以往的革命实践中感到，连同盟会松懈的组织状况尚且给辛亥革命带来了消极影响，无政府主义者不要组织革命团体的主张更是根本行不通的。但是他又没有参加孙中山在日本建立的中华革命党，因为他此时不仅远离孙中山等人，而且在思想上也不赞成该党只重集中而不民主，不以党作中心，而以个人为主宰的独裁制度。

　　胡汉民当时对辛亥革命的反思，可通过他所主持的《民国》杂志的言论归纳为三点：（一）“民国”是好的，民国的国会、宪法、内阁制等等都是好的，值得为之献身。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袁世凯“弁髦宪法，蹂躏人权，袭民主之名，行帝制之实”。只要打倒背叛“民国”的袁世凯，就能建立“完全的民国”。（二）孙中山的思想、主张是正确的，他的三民主义理想完全可以实现。革命的失败在于党员不听孙中山的话，以民族主义实现为胜利，对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漠然置之，在革命后“朝气馁于无形，姑息是图”，奋斗生涯半途而废，反以孙中山的理想为诟病。主张今后要绝对信仰孙中山，全面贯彻三民主义纲领，为实现民权、民生两主义而奋斗。（三）袁世凯敢于背叛民国，不过利用了国民的弱点；革命党人不能坚持奋斗，也是由于因沿了国民的弱点。他认为国民的弱点就是“避苦求乐，厌劳好逸”，思想保守，不愿改革。因此主张“为了救济今日国民之惰性，必须急图民智、民德、民力的进步，务使国民对于锢蔽民智、败坏民德，摧毁民力者，知有所择而不致惘从”[ 蒋永敬：《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77-178、377页。]。

　　胡汉民的反思基本上与孙中山一致而更系统，但没有产生像吴玉章那样的某种程度的新认识。他在“革命以外”寻找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敌人、党员和国民，丝毫没有考虑到他们的革命纲领、他们为之奋斗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有什么问题。从国民性的弱点方面找革命失败的原因，固然有一定道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陈独秀关于“吾人最后之觉悟”的觉悟，鲁迅的《阿Q正传》等小说，都是从这个角度反思辛亥革命的。但是，辛亥革命在改造国民性方面所下的功夫太少了，胡汉民对此却没有足够的认识。

　　这也许就是辛亥前后两人极其相似的经历中所包含的最大不同之处。“五四”以后，吴玉章和胡汉民产生政见分歧，并最终走上不同的道路，恐怕此时已在思想上初露端倪。

　　二

　　他们以上相似的经历，还表明两人之间曾有过同志加战友的亲密关系。可是，在历史转折的严重关头，两人却成了势不两立的仇雠。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胡汉民以南京政府负责人名义所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国民政府通缉共产党首要令》，吴玉章被赫然列于“罪魁”名单中，遭到通缉。

　　辛亥革命时期的两位亲密战友为什么会反目为仇？原因在于，在“五四”以后，两人逐渐分道扬镳，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吴玉章在1923—1924年间，完成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过程，胡汉民却在1926—1927年间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变成了反对革命的时代落伍者。这两位辛亥革命的参加者对辛亥革命的反思，在他们各自不同的转变过程中，分别起了怎样的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