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的黄兴与胡汉民

　　“同心齐为国，奋翮共摩天。”

　　这是长沙岳麓山黄兴墓庐景烈亭上的一副对联，用来形容辛亥革命时期黄兴与胡汉民( 1879-1936)的亲密关系，是十分恰当的。一位英年早逝位后来成为国民党右派首领，他们当年的战斗情谊也许因时间的流逝和人事的变迁而失去某些动人的光泽。但是，他们同心协力，互相配合，共谋革命，共建民国，为实现中国资产階级民主革命的崇高理想所共同作出的巨大贡献，将永远彪炳于史册。
　　从陌生同学到亲密战友

　　黄、胡初识，当在1902年5月，他们几乎同时东渡扶桑，进入日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虽同属官费派遣的留学生，但由于两人分别隶籍湘、粤，且黄兴比胡汉民年长5岁，他们之间少有过从。两个多月后，胡汉民因抗议成城学校入学事件愤而退学归国；此后黄兴被推选为中国留学生会馆评议员，参与发刊《游学译编》，协助创办《湖北学生界》，在拒俄运动中曾充学生军射击教练和军国民教育会的归国运动员，成为留学生运动中一名活跃分子的种种情形，胡自然是无从了解的，以致他在多年后回忆当时对黄兴的印象时认为，“黄则未尝有所表现”。事有巧合。在先后归国一段时间后，1904年冬天，二人又接鍾来到日本。此时的黄兴已令同学刮目相看。他因回国从事反清革命的实际运动而受到进步留学生的敬佩和推崇，很快成为留日学生的领袖、孙中山组建全国革命团体的主要同盟者。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黄兴成了会中地位仅次子总理孙中山的第二号人物（执行部庶务，居协理地位）。胡汉民由于跚跚来迟，且无所表现：仅做了评议部的一名评议员。但胡在会中的实际地位迅速上升，这是因为孙中山和黄兴都给了他表现自己才华的机会。在同盟会本部秘书马君武因考入京都工科大学学习而辞职后，孙中指定胡汉民继任秘书职务，掌管机要文件，协助处理本部日常事务。这一机遇使胡得以接近同盟会领导层：他日后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黄兴的亲密战友，这是一个重要的基础。

　　黄兴给予胡汉民的机会是《民报》的创刊。那天，同盟会成立大会进行正酣，黄兴高声提议，将华兴会系统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交给同盟会作为机关刊物，该杂志是黄兴、宋教仁等人在东京创办的。這一慷慨的建议立即得到全体与会者的赞成。由于该杂志因有宣传革命的激进言论遭到日本当局的取缔，孙、黄便采纳胡的建议，改刊名为《民报》，并根据胡的文字能力和当过广州<岭海报》编辑的经历，推定他为《民报》编辑。此后，他以“汉民”的笔名发表多篇重要文章，“汉民”之名，见于世上自此始。基于以上事实，可以说，黄兴不仅为同盟会创造了。个理论宣传的阵地，而且还为胡汉民撰文阐释孙中山的三民民主义，在理论战线上崭露头角提供了舞台。黄兴不是一个理论家，他可能始终未给《民报》写过一篇文章，但他却为同盟会的理论宣传工作作出了如此重要的贡献。1906年12月2日民报创刊周年纪念庆祝大会由黄兴主持，胡汉民记录、报道。这样一种安排，正反映了二人在《民报》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黄兴和胡汉民由弘文学院互相不甚熟悉的同学终于成了朝夕与共的革命同志。他们在同盟会中的重要地位使孙中山得以倚为左右手。在革命事业的分工中，黄兴是带兵打仗的军事家，胡汉民则是以笔为枪的宣传家，一文一武，遥相呼应，在同赴武装斗争的时候，黄兴是前敌总指挥，而胡汉民则是后方总粮台，一前一后，配合默契。他们的关系，用胡汉民的话说，是共过多年患难的，在黄兴看来也有如“刎颈之交”。两人虽同为民国建立前后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但在孙中山的事业中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黄兴是同盟会孙——黄轴心中可与孙抗衡的另一端，是孙中山“安危终须仗”的合作者；胡汉民始终是孫中山的忠实信徒，一位不可缺少的心腹幕僚长。他们三人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在同盟会领导层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即胡汉民在孙、黄发生龃龉时，可在他们之间起缓冲作用，在孙、黄谋求和解时，又可充当桥梁。

　　比如说，1907年春上，同盟会领导层中发生了旗式之争，由于孙中山反对为黄兴所赞成的井字旗方案，而坚持以青天白日旗作为同盟会的革命旗帜，黄兴差一点“怒而退会”，与孙“断绝关系”。后来黄兴从，“党与大局”的利益考虑，勉强服从了孙中山的意见。胡汉民在这场危机中，正起到了调和孙、黄的作用。黄兴不同意青天白日旗方案，表面理由是“青天白日的设计不美，并与日本国旗过于相似矽，而深层的原因则在于反对孙中山“借旗帜表现自我、居功自傲的做法，这在当着孙的面是不便提出来的。黄兴就通过胡汉民把自己的保留意见转达给了孙中山。他在给与孙同行的胡汉民的信中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先生何定须执着第一次起义之旗？”而孙中山又正是通过胡汉民、汪精卫去继续劝说黄兴，用胡的话说就是“力为克强解譬”，黄以后才“不复言”。胡汉民在其间采取了中间调和的态度，既赞成用“尝有为之流血之革命旗”，又赞成黄兴“成功不居”之说，认为黄“持义颇高，此意不因所争而废”。这种态度使他能居间疏通，缓和了孙、黄矛盾，避免了同盟会因两位领袖的分歧而趋于瓦解。

　　通过此事，胡汉民对黄兴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知道他是一个顾全大局的人。所以在后来的《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事件中，黄兴拒绝散发该意见书，并写信给李燮和为孙中山辩诬，写信给孙中山重申对他的支持和拥戴。凡此一切，在胡汉民看来，“皆非为中山个人，实为大局”。故胡汉民对黄兴的评价是：“性素敦厚”，“先生雄健，不可一世，而处世接物，则虚衷缜密，转为流辈所弗逮”。

　　从防城起义到黄花岗之役

　　黄兴与胡汉民“共患难”、“刎颈交”的革命情谊，更突出的是表现在二人共同组织和领导的武装起义之中。

　　1907年春，孙中山带着胡汉民来到河内，建立革命机关，策划在两广发动武装起义。但胡汉民一介文弱书生，焉能带兵打仗？后来的镇南关之役就证实了这一点。斯时，黄兴和胡汉民在孙中山率领下，皆亲临前敌，而胡由于身体赢弱和困倦竟晕倒在路上。所以，孙中山早在到达河内不久，就召来了黄兴。他派黄潜入内地，运动清军，或奔赴前敌，指挥民军，派胡汉民来往于河内、香港间，担任筹饷运械，支援前线的任务。他们的分工合作是从防城之役开始的。1907年9月，黄兴潜入钦州清军统领郭人漳营中做策反工作，而孙中山、胡汉民坐镇河内，运筹帷幄。1908年春，孙中山被法国殖民当局．逐出安南，临行时将继续发动粤、桂、滇三省边境起义的重任交给了黄、胡二人，他们的分工仍然如此，黄兴在钦、廉、上思，亲上前线，率军转战，威名大著；胡汉民则在河内兼顾钦州和河口两方面的联络和支援工作，因两军给养和薪饷弄得疲于奔命。在那戎马倥偬的岁月里，胡汉民对黄兴关怀备至，又是劝黄兴提防郭人漳变卦，以免上当；又是要黄兴认真学好广东话，以便在两广活动时得以掩护。然而，黄兴为革命置生死于度外，胡的劝告对他并未发生多大影响。他仍然再次去到郭人漳处，在郭人漳变卦时几乎吃亏。有趣的是，黄兴以为广东话容易学，没有下功夫，结果在后来从河口前线返回时，终因冒充广东人被法警识破而逐出安南。

　　在代表孙中山策划起义的过程中，胡汉民和黄兴之间还表现出无比的信赖。钦廉上思之役失败后，胡汉民一度以为黄兴已经罹难，十分悲痛。后见黄兴安然无恙地回到河内，高兴之情，无以言状。当时，黄明堂、王和顺在云南河口已发动起义。胡汉民事先已感到黄，王二人难成大事，便电请孙中山“速令克强出统其军，更使知军事之同志，助之指挥，庶可进战？”在起义过程中，黄、王两部因粮弹不济、行动迟滞，更是需要黄兴这样一位富有经验的革命领袖亲临指挥。所以在黄兴从钦州败退下来，喘息未定，即被胡推到了河口第一线。胡在为河口起义事致孙中山的信中，把“今又有黄克强兄之学识经验，而为统筹，人才众多”作为“云南全局可图”的重要条件之一。黄兴亦欣然应命，“精神充足，殊无鞍马之劳”，立刻动身去河口，使胡欣慰地认为有黄“亲行督师，士气更当百倍也。”然而河口之役却因主客观原因而失败了。从指挥策应的角度来看，胡汉民在处置上失误颇多。首先，对黄明堂、王和顺既说了“军饷不足虑”的大话，待黄、王要求预发军饷三万元时又拿不，致失信于前线将士，使他们按兵不肯进。后来请黄兴驰赴前线督师，想用革命领袖的权威来指挥部队，却又未授给黄兴委任状，以致黄兴到了前线，将士仍多不用命。谭人凤多年后还对此愤愤不平，说“河口之败，吾不得不归罪于汉民”。然而“性素敦厚”的黄兴，却从未说半句埋怨的话。

　　黄、胡二入同心协力，互相配合，共谋革命的合作关系，在黄花岗之役发展到巅峰，他们二人参与了从谋划该次起义到善后的全过程。1910年11月13日，他们一同应召出席了孙中山在槟榔屿召开的秘密会议，并接受了重要任务，拟先在广州发难，然后由黄兴、赵声等率兵北上，会师南京后即行北伐，直捣黄龙。

　　黄兴返港后立即组成了统筹部，他与赵声分任正、副部长，负责领导起义的一切事宜，胡汉民主要担任在西贡、暹逻等地向华侨筹款，行前他向黄兴表示：“誓死必得款相助，”返回香港后负责主持秘书课工作，掌管起义所需一切文件，实际亦是义领导人之一，如加拿大城多利埠致公堂等海外侨胞寄来资助款项，就都是以黄、赵、胡三人名义联名致函予以表彰的。起义发动后，黄兴亲率敢死队攻打督署，赵。胡也应黄兴之召赶赴广州，准备参加战斗，仅因起义先已失败而未能一展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