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辛亥革命上下三百年

　　对于辛亥百年的反思，有两层含意：一是反思辛亥革命百年以来的历史,一是反思百年以来的辛亥革命研究。

　　早在1990年,我在海外即已开始这种反思。为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撰写的《辛亥革命与“只争朝夕”》着重从社会心态转变的角度,探讨辛亥前后逐步形成的历史紧迫感,以及其后衍化而为急于求成的民族潜在心理,如何影响近百年中国历史进程。10年以后,为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我又撰写《珍惜辛亥革命的历史遗产——以世纪意识为例》，对20世纪以来两次“世纪热”或“世纪迷思”进行对比,发现当今中国世纪话语已经逐步形成意识形态,时间量度转化成为价值标准,乃至衍生过高的幸福预期。我颇为感慨：“这种浅薄的狂热及其影响之深远，又是百年前那一代在中国宣扬世界意识者所难以想象的。今昔相比,我总觉得缺少几分当年的真诚,更缺少当年那么深沉的忧患意识与强烈的自我鞭策。”可惜我的“盛世危言”被淹没于新千禧年的举国狂欢。

　　去年岁尾,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热潮提前涌现,日本率先在神户、东京两地举办“寄语辛亥革命百年”等系列活动。今年年头,香港中文大学与香港大学又先后举办纪念性学术论坛。为了应对海内外各界人士的询问,我抓紧撰写了《百年锐于千载——辛亥革命百年反思》一文，大体上勾勒出自己对于历史本身及其研究两重盘点的思绪。

　　01中山学说的历史价值

　　早在20世纪90年代之初,我在北美旅居３年期间,已经思考“中国史学寻找自己” 的问题。1993年6月到日本京都大学演讲,又提出孙中山研究也有“寻找自己”的问题。所谓“寻找”,有三重含义：(１)寻找真实的孙中山；(２)寻找自己的研究方法和风格；(３)寻找对孙中山新的理解。

　　1、人无“完人”

　　孙中山并非十全十美,在辛亥革命期间,有重要贡献,也有不少错误,甚至严重过失。比较明显的是他始终坚持海外“输入式”的少数志士潜入沿海城镇举义的僵化模式,终于在1911年春黄花岗起义全军覆没,精英伤亡殆尽。再则,武昌起义前,同盟会已呈分裂态势,孙中山自控南洋支部,光复会重新独树一帜,长江中下游革命骨干另立中部同盟会,原有同盟会总部形同虚设。

　　而不是专门挑剔他比后人少做了哪些工作,比现今有哪些不足。我历来提倡治史必须“设身处地”，然后才谈得上“知人论世”。

　　2、中山的问题意识与示范功效

　　（1）他没有把西方现代化看作完美无缺的样板,更没有机械地照搬西方政治模式,而是在总结既往百年世界历史的基础上,对西方的先进文明有所选择“因袭”, 更有所斟酌“规抚”,从而才完成新的“创获”———“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历经千辛万苦,终于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君主专制,肇建民主共和,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2）我们钦佩孙中山,因为他在伦敦总结19世纪百年历史并思考人类文明走向时,并无任何具有实力的社团作为依托,主要是时代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督策使然。他的心与祖国,与受苦民众联结在一起,同时也与世界各地善良的同情者联结在一起。他把祖国命运放在世界命运中间认真思考,并且像耶稣背负十字架一样, 心甘情愿地承担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沉重课题。

　　（3）中山晚年对世界主义,特别是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考,如“王道”、“霸道”的抉择,“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关联,都有许多深刻的前瞻性的探究,堪称与现今后现代的“全球地方关系”（Global-Local Relationships）或“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一脉相通。

　　孙中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又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从革命一开始就谋求国际合作,而且晚年还更为热忱地呼吁建立一个和平、公道、合理的世界新秩序。

　　孙中山以“恢复中华”作为自己革命生涯的发端,但是从来没有把民族主义的范围局限于中华,更没有以此作为终极目标。他认为民族主义乃是世界主义的基础,因为被压迫民族只有首先恢复民族的自由平等,然后“才配得上讲世界主义”。并且期望以俄国人民作为欧洲世界主义的基础,以中国人民作为亚洲世界主义的基础,然后扩而大之,才能实现整个人类的世界主义。

　　02时空转换中的三民主义

　　民族主义：过去的研究多半侧重于“排满”问题的实质探讨,而有意无意冷落了“五族共和”的阐析。应该承认,孙中山及其后继者,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的形成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贡献,至少我们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的总体观念上与前人是一脉相承。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增进民族平等、团结,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乃至促进少数民族内部社会革新等方面都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这些都可以说是对于辛亥革命遗产的继承、发展与超越。

　　民权主义：辛亥革命仅仅是开启了共和之门,迈出走向共和的第一步。就以孙中山自己为例,他对五权宪法的创建寄予很高期望,曾经明确揭示：“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 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但是,对于这个理念懂之者不多,应之者甚少,连孙中山自己也还缺乏相关的架构设计。直到1920年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并就任非常大总统之后,孙中山才逐步把五权宪法从抽象理念形成完整的国家体制框架。

　　但是, 五权宪法倡议以来,孙中山却未能在生前实施自己的方案；而国民党定都南京以后,所谓“五权分立”的推行也是举步维艰,其后更逐步演变为荒腔走调。应该说,“五权分立”的立意还是积极的,即为了防止西方议会、政党政治的弊端, 将考试权从行政权中分出,纠察权从立法权中分出, 借以寻求更为完善的权力相互制衡。国民党内外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服膺者也并非都是虚应故事,其中确实有些忠贞之士满心期望通过五权宪法的实施,把中国引向民主与法制的进步道路。但是,任何良好的民主政治设计,都改变不了国民党政府“党治”、“军治”、“独治”的严酷现实,“五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只能流于虚有其表的形式。这种披着“五权宪法”外衣的威权统治,在1949年以后随着国民党的失败而转移到台湾。直到蒋经国在临终前解除了党禁、报禁与戒严,才结束了蒋家王朝的威权统治。正是在此以后,“五权宪法”、“五权分立”才真正在台湾地区的政治实践中受到全面检验与不断修正。

　　辛亥革命的功绩并不限于“第一枪”，更重要的是迈出民主政治的“第一步”。辛亥革命所确立的民主共和国与现代国家的基本原则(以人为本、以法治国、人民治国）直到今天仍是社会进步的尺度与目标。

　　民生主义：孙中山师法亨利·乔治与约翰·穆勒,同时又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以及均田、公仓等方案中受到启发,提出“平均地权”以谋防止资本主义贫富两极分化的弊害。孙中山自信“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过去曾被讥评为徒托空言,其实他和他的后继者在这方面还是做过多方面的探索与讨论, 积累了颇为丰富的经验教训。民生一词,从经济而言,涵盖发展与分配两个方面, 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欧美强矣,其民实困”。20世纪初始,中国资本主义还处于极为幼弱时期,1905年提倡“节制资本”诚然是“睹其祸害于未萌”，但现今对于中国而言则早已是严酷的现实。我们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并未能置身于资本主义“祸害”之外,而双轨制经济并存衍生的权钱交易,更使这种“祸害”愈演愈烈。因此,“民生”一词遂成出现频率最高的话语之一。

　　孙中山及其后继者设计的多种具体方案,很难解决当前社会深层转型的复杂问题, 但“一手抓土地流转(平均地权),一手抓投资调控(节制资本)”的思路仍然可以对我们有所启发。

　　03必须纵观辛亥革命上下三百年

　　这是由于辛亥革命的背景、起因、进程、后果、影响,需要进行长时段的纵横考察,才能谈得上是对其本身以及历史遗产的真正盘点。

　　“三个一百年”,即百年历史背景,百年的历史本身,都需要通盘研究,同时还要进行未来百年的展望。辛亥革命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它更是一个伟大的社会运动；并非起始于辛亥这一年,更并非结束于辛亥这一年。像任何历史上发生过的社会运动一样,它有自己的前因,也有自己的后果,而前因与后果都有连续性与复杂性。我们不是辛亥革命的当事人,没有任何亲身的经历与见闻；但是作为后来者百年以后看辛亥,可能对当年的若干重大问题观察得更为客观、全面、深切,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探索其前因后果的连续性与复杂性,具有更多的方便条件。

　　放开历史的视距,辛亥革命历史遗产的正、负面影响才有可能讲透。譬如“共和国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一类话语讲得最多,似乎已经讲够,但实际上却未讲透。何谓“共和国观念”？何谓 “深入人心”？“共和国观念”因人而异,不同人群有各自不同理解。与此相关联的是,“共和国观念”在部分精英群体中可能确实“深入人心”，但是对于众多草根民众来说,即使肤浅理解已属难能可贵,又怎么谈得上是“深入人心”。如果真是全民都“深入人心”，中国的民主与法治早已实现了。“共和”一语又不仅仅是观念,它还有一整套政治架构,包括制度、机制及至礼仪、服饰等等,都与帝王专制有明显差别。民国初年,除袁世凯因复辟帝制自取灭亡外, 北洋政府其他执政者即令是虚应故事, 也或多或少折现出时代的进步,不然何以当时的首都竟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其影响不仅遍及全国,而且影响整个历史进程。“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作为当年的革命志士,他们历经失败,以诗词宣泄极端悲愤,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整个辛亥革命的评价则未免失之于情绪化的偏颇。在世界近代历史进程中,形势总是比人强,革命的绞杀者因应形势而在某种意义上被迫执行革命“遗嘱”的先例,并非凤毛麟角。

　　我尤为强调历史的延续性与复杂性。孙中山说同盟会的成立曾使他感到革命可以“及身而成”,但直到临终他还在念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革命并未在孙中山生前“及身而成”，但革命也并未在孙中山身后猝然终止。以历史的广角镜来看,辛亥革命开辟的走向共和之路,至今我们继续在走。我们不能把眼光局限于革命,共和的追求不仅限于革命,更多的还得靠后继者锲而不舍的追求与实践。我主张将大陆、香港、澳门、台湾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民主进程。因为中国这几个地区虽然历经分合、背景各异,但是毕竟都承载着辛亥革命的遗产与影响,都在不同条件下探索并实行孙中山揭开序幕的民主共和之路。

　　辛亥革命的负面因素,就其大者而言,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由于当年的狂热宣传, 以及其后革命者或自认是革命者的意识形态营造,也还有我们这些辛亥革命的研究者长期因袭成见,革命从手段提升为目标,乃至衍化为至高无上的神圣。二是为鼓动民众推翻清王朝而狂热地鼓吹“排满”，显然对早已存在的大汉族主义或汉族中心主义有所助长,尽管其后从“排满”转为“五族共和”，辛亥革命领导人及其后继者为中华民族的认同与整合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但大汉族主义的意识已是年深日久,很难在两三代人期间彻底清除。我近年来不断提倡“新黄帝观”,即给始祖文化符号以更具包容性的诠释,以此更为增进全中华民族作为统一国族的认同,可能也更符合孙中山“五族共和”的积极意蕴。

　　至于未来的百年,需要扩大视野,把中国置于全球化及至整个人类文明走向的大背景中来考察。一方面珍惜中山学说的前瞻性,如有关民生主义、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等有关思路。另一方面更要勇于面对当今及今后中国乃至整个人类面临的新问题,特别是在多极化国际新格局中的和平发展与大国责任,环保问题、能源问题,都涉及人类文明的生死存亡,是自我毁灭,还是自我救赎。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都是世界的问题,而面临每个世界重大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因此,更需要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对话、交流、沟通,以全球大局为重,从共同利害抉择中,求同存异,或曰寻求易于导致趋同共识的最大公约数。

　　物极必反,否尽泰来。我深信日益严重的世界公害,必将转化成为世界公利,成为人类最好的教师,让大家从人类中心主义与科技决定主义导致的文明沉沦中觉醒过来,再一次追求人的发现、人性复苏、人与人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战胜自然灾害,以及自身错误酿造的各种人祸,营造一个共享文明福祉和幸福的新世界。

　　本文原名《百年锐于千载——辛亥革命百年反思》，为2011年7月16日章开沅先生在国家图书馆作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的演讲稿，收录于《章开沅文集》（第九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