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孙中山与海外革命策源地研究的思考

　　近代中国民主革命惊见一出奇特的历史画卷：孙中山领导“起共和而终帝制”的壮举功成于国内，指导和主导革命的力量原本理应在本土生发，但引人入胜的是，海外革命策源地应运而生，“出尽风头”，作用彰显；华侨“横空出世”，成了早期革命的主导力量，并推动了民主革命的深入发展。这是中国近代革命的“特殊性”使然。由是，海外策源地体现了“输入性”“漂移性”“影子性”的特质。

　　孙中山在阐释民主革命事功时有过相当多的如是说法：“慷慨助饷，多为华侨；热心宣传，多为学界；冲锋破敌，则在新军与会党。”董必武认为：“海外华侨是辛亥革命强有力支持者。” 毛泽东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毋庸置疑，中国民主革命从海外发轫，在特殊的革命环境中，孙中山创造性地创建了民主革命的“海外策源地”，这是对中国民主革命的重大建树，也是中国民主革命特殊性的典范式展示。完全可以作这样表述：没有海外革命策源地的孕育与运筹，就没有民主革命运作与成功。海外策源地的建立，功不可没。

　　毋庸讳言，多年以来，史界也出现了一个惑人的现象：史家对“海外策源地”字眼耳熟能详 ，不时被提及与引用，但在汗牛充栋的学术著作里，对海外策源地发阐的文字却难得一见。一个多世纪过去，史籍似乎对策源中国革命的海外根据地有嫌“不公平”。

　　海外策源地发轫于檀香山，随后在香港、日本、美洲、南洋等地联动。各板块策源地建立时间有先后，持续有长短，涉面有大小，但是，以海外策源地的“整体”视角考察，在促进民主革命思想的萌发与扩展，推动筹款捐助，引导华侨回国参加起义等作用而言，优劣互补，相辅相成，所引发于民主革命的意义都是“共时性”的——无需强调某一板块影响的多寡与轻重。

　　海外策源地之说要

　　策源地的地位与作用。海外策源地立足于海外，其所有的思想策源、组织党势、宣传鼓动、筹款捐献、谋划起义等等要项的运作，都服务于推动祖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推翻清朝专制政治、创立民主共和大业。毋庸讳言，辛亥革命的成功，凭藉多种因素的“合力”促成，但策源地的发韧之举、先驱之声、捐资之功、推助之劳，无疑是首屈一指的。

　　近代政党与策源地孪生。这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独特现象。近代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问世于檀香山，是为政党（雏形）之滥觞，标志着海外革命策源地的发轫，开创了以华侨为骨干的革命团体领导中国革命的先河。东京同盟会，作为领导全国革命的政党横空出世，形成了全国革命的核心集团，留学生成为政党的中坚力量，日本因之一跃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策源地。为了壮大革命组织，同盟会骨干随后分别驰赴南洋、美洲发展分会。随着各地同盟会分会机构的建立，策源地的“板块”地域逐次扩大。

　　华侨是革命之母。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命题。如果说近代政党与策源地孪生，那么，华侨便是海外策源地之母。“母”特质的外化，体现于华侨极大的爱国救国热情及其可贵的担当精神。孙中山作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和躬行者，又是体验者和见证者，在回顾革命历程与评价事功贡献时，不忘初衷，强调：“我海外同志，昔与文艰苦相共，或输财以充军实，或奋袂而杀国贼，其对革命之奋斗，历十余年如一日。故革命史上，无不有‘华侨’二字，以长留于国人之脑海。” 孙中山虽然没有题词或提及“华侨是革命之母”这一说法，但是，从孙一向关于对华侨的褒扬表述，他对这一说法是高度认同的，是没有异议的。张永福在《南洋与创立民国》中忆述：“现在有许多人，都承认孙先生说的‘华侨有功革命’‘华侨是革命之母’。”这是孙中山关于“华侨是革命之母”说的唯一出处。

　　策源地的创新驱动。革命的本身就是一种创造运动，策源地在民主革命过程的“创新”成果，可以誉为民主革命活力与动力的源泉，促使海外策源地的革命行进充满了勃勃生机。南洋的阅书报社，寓立党与宣传于其中，革命活动在其美名的掩饰下大行其道，胜似暗渡陈仓。美洲洪门致公堂与同盟会合二而一，开创了孙中山民主革命“最早”的“统一战线”，成功地导演了美洲华侨革命的风潮。筹款是最为艰辛的活动，檀香山和香港“开其端”，南洋“接其续”，而美洲“推其澜”。美洲“发明”将致公堂会所抵押资助捐款，既减轻了个人的压力，又代表了会众的集体意志，可谓一举二得，彼此双赢！

　　起义失败孕育了成功基因。策源地在17年（1894-1911）的光阴中，筹划组织了10武装反清起义及多次暗杀活动，除一二次暗杀成功之外，所有的起事都失败了。不容忽略的是，失败不是白费，鲜血没有白流。第一次起义未遂，社会效应不大，但政治影响不凡：向清廷开了第一枪，宣示了革命党的诞生，并要以暴力推翻清朝统治，吹响了开先的号角！更有实质意义的是造就了孙中山（经过伦敦蒙难）名扬四海，为革命党“造”出了伟大领袖！西南边陲的多次失败，引发了党人的反思，分兵经营长江中下游，又从运动会党到策动新军，一是扩大了革命火种的散布，二是拓展了依靠的力量，播种了“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契机！黄花岗一役，党人“以死唤醒国民”的目的“如愿”达到，五个月后，武昌起义成功。没有前十次起义对清廷的冲击、没有屡败屡起精神对民众的激励与唤醒，没有前期起义经验教训的启迪，便没有辛亥革命的洪流。如果说，黄花岗起义与武昌起义并寿，那么，可以说此前之每次起义，都为武昌起义立下奠基之功。

　　会党是早期起义的主力。策源地早期武装反清，主要依靠会党的力量。会党是传统游民社会的组织，人员良莠不齐，作风优劣明显。有激情、肯冒险、不怕死、讲哥们义气，是其优长；见利忘义，无担当精神，图利而来，无利即去，缺乏责任感是为劣根性之痼疾。为何要利用这么一种力量？应该正视的是，孙中山革命伊始，白手起家，孤立无援，面对强大的清政府，他只能利用传统社会的力量、下层的基本民众。洪门具有反清的传统，又与海外华侨相联系，邓荫南、尤列、郑士良等便是不可多得的血性者与胆识者，是孙中山唯一可以信赖和调动的力量。舍会党其谁？这便是存在决定意识。随着国人的觉醒以及革命风潮的鼓荡，转而依靠新军和知识界，这便是后话。

　　孙中山是策源地的引擎。孙中山的引擎贡献，主要体现于思想策动与板块串连。思想策动，初期以“排满”“反清”为号召，同盟会成立，孙中山确立了“三民主义”的纲领，以创建共和政治为宗旨。他发动的“革命”与“保皇”的大论战，在策源地先后持续了两三年，扫清了革命的绊脚石，奠立了策源地的革命思想基础，营造了策源地倾向革命的氛围，这是策源地得以在“革命”的旗号下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板块串联，孙中山以职业革命家为己任，出生入死，哪里有困难他就出现在哪里：伦敦蒙难，他逃过被秘密押回处死的厄运，从此扬名；两次倒孙风潮，他虚怀若谷，没有溺于党内意气争斗的漩涡，埋头策划反清起义；经费不济，他环球奔走，亲自到美洲打开局面；他随时随地宣传革命，其富于激情和鼓动式的演讲，赢得了侨众的共鸣。他以流亡革命家的身份，牵起了各个“板块”的联络，导演了海外“整个”策源地的革命风云。以是，后来，有华侨称孙中山是中华民国的“国父”，“更称之为侨父”。

　　华侨的捐输数目存疑。策源地对民主革命的热情捐助是为最大的亮点，无可置疑者，这是难以弄得清楚的一笔“糊涂账”。不少学人此前做过努力，有过统计，平实说来，也只是“参据”而已。其原因很多：或因为缺乏实时记录，多为时人回忆，有嫌虚高；或申报数与实缴数不符，甚至有只报不缴者，存在水分；或只有总计，没有明细，如有说孙眉捐出70多万美元，似是一种估算；或有捐款数目，缺失用途去向 ，不甚了了；或仅记载数目而币种不明（美元、港币、秘鲁银元、叻币、缅元），难以换算；还有款项直接捐给个人，如美洲一工人给孙中山送来一麻袋钱，理性估计，里头装的应是小币，而究竟数目几何，奈何永远成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