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王道主义理想

　　孙中山的思想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虽然时过境迁，但其思想中的某些因素依然具有解读价值，尤其是其王道主义理想，依然是一笔值得珍视的思想财富。

　　王道主义是古代中国人的一种政治理想，大要如孟子所示，是要求在内政外交诸方面都应选择一种符合天意的王道立场。在内政上，正确处理君臣、君民关系，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在外交上，伸张正义，率有道伐无道，主持公平正义。

　　对于儒家的王道主义，孙中山竭诚赞成。在中国内政上，孙中山早期民族主义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在他的解释体系中，就是要为中国人重建一个尽善尽美的政治制度。这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政治理想方面，可以获得大致证明，他确实期待将中国引领至一个现代、富强、与世界一致而又别致的境界。特别是在他看到西方早期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贫富不均、社会差距过大等问题时，他的政治理想中的王道主义色彩就显得更加浓郁。

　　此外，孙中山是中国历史上对革命给予正面估价的第一人。应该说，西汉初年没有解决的革命正当性问题，孙中山从王道主义立场给予解释，并与儒家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反对独夫民贼等思想密切结合起来了，让革命具有了正当性，带有了替天行道的王道主义意义。

　　孙中山的王道主义逻辑展开的重点部分在于亚洲的区域整合。应该承认，孙中山那一代人尽管也有强烈的国家主义诉求，但在面对先进的欧美压力时，他们力主亚洲的联合，主张中日携手，以“大亚洲主义”，构建一个亚洲区域组织。孙中山那代人是现代世界最早意识到区域整合意义的亚洲领袖，可惜的是，由于后来历史转了弯，全世界的区域整合于今大致完成，而最先提出区域整合的亚洲，放眼望去，似乎遥遥无期。亚洲学者应该积极研究孙中山那代人提出的区域整合原则、思路，为亚洲团结、整合贡献心智。

　　不过，从今天的视野来看，孙中山那代人的“大亚洲主义”也有很大的问题。

　　第一，孙中山没有弄明白西方近代的意义，不知道西方近代文明的真谛，同样也不知道东方文明何以在近代出了问题。他将东西文明视为王道主义与霸道主义之争、之别，有意义，更有问题。意义在于看到了东西文明的差异，问题在于不知道差异的限制、边界。西方文明有古典中国霸道主义、法家思想的因素，但并不就是霸道主义，并不仅仅只是凭借武力；东方文明有王道主义的因素，但在过往上千年的发展中，在天朝上国、宗藩体制、朝贡体制架构中，并不都是王道主义起作用，历史事实与历史理念有距离。

　　第二，从思想史的观点看，孙中山对西方思想的批判，主要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知识界的反省，是梁启超、严复、梁漱溟那一代思想家面对欧战惨剧的沉痛思考，对东方文明的表彰，具有思想史的意义，但对西方文明的批判，现在看来可能还有许多可斟酌的地方。西方文明并不是完全忽略了正义、王道，但怎样让正义贯彻始终，应该是全球思想家的共同课题，至今并没有完全失去意义。

　　第三，孙中山将亚洲区域整合的重心放在中日两国合作与否上，是对的。正像他所说的，已经获得西方霸道主义精髓的日本，也深受东方王道主义的影响，日本究竟在未来是做西方霸道主义的鹰犬，还是做东方王道主义的干城？很值得日本人仔细思索。孙中山的这段话理论上并没有错，问题在于，孙中山对日本文明在近代的变迁、日本对西方文明的接纳，可能估计得并不十分准确。

　　第四，孙中山以王道主义立场整合亚洲的思想，对于后来的日本，以及中国的一部分人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我们今天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孙中山的这笔思想遗产，亚洲怎样才能像欧盟等区域组织那样完成整合，中日是否还有机会重拾合作？这些都是很值得从思想史角度提供支持的。

　　按照孙中山王道主义思想逻辑，第一步是中国的富强、文明、现代，与世界一致而又别致；第二步是亚洲的整合，整合之后也会与域外冲突，而且在孙中山的预设中似乎必然会发生冲突，所以他才竭力提倡亚洲的合作团结，倡导黄种人的联合，鼓励向白种人索回、赎回权利。但是，孙中山王道主义逻辑展开的第三步还是一个全新世界秩序的重新建立。

　　这个新秩序类似于孙中山比较认同的宗藩秩序，一个或几个重要国家奉行王道主义立场率有道伐无道，另一方面，新的世界秩序就是中国意识中的世界主义，因而在孙中山王道主义逻辑推演中，大同世界、世界新秩序，始终是其重要关切。孙中山在这方面也留有许多重要论述，值得进一步发掘。

　　孙中山的世界新秩序建构中，还有一个因素值得注意，即对苏联因素的估计。孙中山对于一战后出现的苏联，持欢迎、认同的态度。1924年，孙中山在日本神户那篇演讲中，以为苏联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

　　现在欧洲有一个新国家，这个国家是欧洲全部白人所排斥的，欧洲人都视他为毒蛇猛兽，不是人类，不敢和他接近，我们亚洲也有许多人都是这一样的眼光。这个国家是谁呢？就是俄国。俄国现在要和欧洲的白人分家，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因为他主张王道，不主张霸道；他要讲仁义道德，不愿讲功利强权；他极力主持公道，不赞成用少数压迫多数。像这个情形，俄国最近的新文化便极合我们东方的旧文化，所以他便要来和东方携手，要和西方分家。欧洲人因为俄国的新主张，不和他们同调，恐怕他的这种主张成功，打破了他们的霸道，故不说俄国是仁义正道，反诬他是世界的反叛。

　　后来的历史证明，孙中山对列宁、苏联的判断并不准确，社会主义在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时，并不是简单的王道主义，至于苏联所奉行的政策，更值得进一步分析。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阅读延伸:孙中山眼中的“王道”和“霸道”

　　1924年，孙中山将他所倡导的中国文明和他所抨击的西方文明，分别称为“王道”的文明和“霸道”的文明。他反复强调说：“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讲仁义道德，是由正义公理来感化人；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孙中山在他的一些演讲中几次提到民国初年尼泊尔遣使往中国朝贡的故事，认为这是中国王道文化怀德感人的典型事例，一个像中国这样沦落成“次殖民地”的国家 依然被当做“上邦”来尊敬，是中国历代“用王道感化”的结果。孙中山所说的天下大同，实际上就是建立在这种“王道”基础上的国际秩序，而中国即是具有“行王道”的历史传统的大国。他的这些言论，唾弃了数百年来流行于世的弱肉强食的原则，宣示了在世界范围内终结强权政治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