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思想与现代性

　　孙中山，这位中国封建时代的终结者，这位蒸汽时代被追随的领袖，直到当今电子时代依然魅力十足，一切源于他的思想和行动面向未来。

　　孙中山对于未来社会的勾画是清晰的：中国民族得到解放，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治制度上，建立一个比美国更先进的新式共和国。具体而言：县自治为基础实行直接民权，即人民拥有选举官员的选举权、罢免官员的罢免权、制定法律的创制权和重审法案的复决权；国民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由国民代表组成；国民代表由各县人民直接选举本县一人组合而成；国民政府对国民大会负责；政府组织实行五权分立的原则，即立法、司法、行政、监察、考试五院互相独立。孙中山将直接民权与代表大会制的间接民权相结合，用人民的四权管理政府的五权，目的是使人民享受充分的民主权利，同时建立一个高效率的政府，实现“政府有能、人民有权”。

　　中国社会必然要走向工业化，孙中山认为西方工业革命前后经历“废手工采机器”和“统一而国有”的二次工业革命，在中国二次工业革命将并作一次进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范围以交通运输为龙头，“国民之所最需要者”为重点，“全国国民之福利”为目标，走出小农经济，建立现代的经济基础。第二次革命的范围孙中山大致归纳为“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目的是为了不让私人资本操纵国计民生。孙中山赞成这样的观点，即西方的贫富分化，起源于土地私人所有。随着工业的发展，人们对土地的需求大增，土地价格日益增长，有地者日富，无地者日穷，贫富分化严重。土地增值是因为社会的进步，是人们共同劳动的成就，因此应该归于全社会，为防患于未然，他提倡实行“平均地权”。

　　孙中山所设想的社会制度，完全颠覆了在中国延绵数千年的政治理念和经济构成，他的参照物是西方社会及其发展历程，其中，既吸取西方民主制度的成功经验，也借鉴资本主义造成贫富分化的教训，以求建立一个全新的超越欧美的现代社会。

　　制度可以创新，技术可以引进，但是活动在社会中的人却无法摆脱过去，现代性需要处理与传统的关系。孙中山作为一个理性的人，不会割断过去。“恢复中华”是孙中山革命的初衷，民族主义必须会眷顾历史和传统。反对外来侵略与寻求民族自强是孙中山民族主义中互为表里的两个方面，在更多的时候，孙中山将民族自强视为民族生存的根本。孙中山认为现存的家族与宗族，体现中国社会的构成：家族—宗族—国族，社会组织一级一级地放大，有条不紊，非常实用，可以使民族成为一个“士敏土”（水泥）般的整体。孙中山提倡恢复中国固有的智能，所谓智能就是很好的政治哲学，即《大学》所说：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孙中山赞扬这种学说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良好的道德推衍至强大的民族和国家。对于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考试制度，他也颇有心得，结合西方三权分立，而设立立法、司法、行政、监察、考试五权制度。孙中山十分推崇中华民族固有的创造发明能力，中国古代的诸多发明包括指南针、印刷术、纸、中药和饮食等等，对人类文明影响深刻。他为中华民族的智慧、优秀而骄傲，并力图恢复这种民族的性格。

　　不仅如此，孙中山认为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不但有益于中国，且可以泽被世界，比如朋友之伦讲信义，可以用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是我们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天性，以东方王道文化，即顺其自然、崇尚仁义道德，不以武力压服侵略其他民族，以“扶弱济倾”作为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共同发展为目标。孙中山的这些思想，实际上吸取了上世纪20年代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的观点，以为文化也罢，人类发展也罢，有多个路向，因此，可以逻辑地推导出多种现代化并存的可能。孙中山希望将过去的优秀的文化通过现在过渡到未来，再通过“取法乎上”，“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有学欧美之所长”，最终和“欧美并驾齐驱”。

　　一切的关键在于现在怎么办？如何走出前现代，如何建立制度？对于政治制度，孙中山设想分三个阶段建立共和国：一为军政时期，主要目标在推翻旧政权，同时实行县自治。二为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代表人民行使政权，同时以省为单位，实行自治。三为宪政时期，各省相继自治后，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国民党还政于民，民国正式建成。

　　建立新的经济结构，既需要新的技术、大量的资金，更需要人们拥有新的观念，孙中山提出了不少具有深远意义的口号：“铁路是交通之母”、“政治有国界，至于经济、实业本无国界”，“开放主义”——借用外国人才，引进外资。他在他所著的《实业计划》中疾呼：“惟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业也。”在所有制方面，孙中山投入极大的关注，他规划“平均地权”的具体操作步骤是：当革命政权建立后，首先核定天下地价，地主自报地价，现有之地价仍归属于原主，国家依比例收税，在适当的时候国家照价收买，其后社会改良后的土地增价归之于国家，以和平的方式消灭土地私有制度。“节制资本”则规定凡企业具有独占性和垄断性，或规模过大，应属国有，比如银行、铁路、航运等行业，另外，得自于天然的资源，如矿产、土地等有关的行业，也应该由国家经营。

　　从封建时代走向现代，某种程度也是步入未知，是一种探险。孙中山说：“人类之进步，皆发轫于不知而行者也，此自然之理则，而不以科学之发明为之变易者也。故人类之进化，以不知而行者为必要之门径也。夫习练也，试验也，探索也，冒险也，之四事者，乃文明之动机也……行其所不知，于人类则促进文明，于国家则图致富强也。是故不知而行者，不独为人类所皆能，亦为人类所当行，而尤为人类之欲生存发达者之所必要也。”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对人类进化的信心和关怀，使孙中山执著于对未知的勇敢探索，他所寻求的现代化似乎可以归纳为：政治民主化、经济国有化、文化民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