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丰厚的精神遗产

辛亥革命网 2016-11-28 10:10 来源:人民政协报 作者:陈漱渝 查看:

我以为,辛亥革命的精神,孙中山的精神,最可宝贵的当属“奋斗”二字。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是孙中山的品格,也是一切创造民国的辛亥志士的精神。

  我以为,辛亥革命的精神,孙中山的精神,最可宝贵的当属“奋斗”二字。1926年3月10日,鲁迅写了一篇《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他说:“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又说:“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部都是革命。”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是孙中山的品格,也是一切创造民国的辛亥志士的精神。奋斗,当然要有一个远大而纯正的目标。简而言之,辛亥志士的奋斗目标就是兴中会章程中提出的“振兴中华”。振兴中华,是辛亥革命的动力,也是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精神的核心。有关中国当时所处的危局,孙中山起草的兴中会章程有一段简短而撼人心灵的概括:“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呑,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于将倾。”在陈天华烈士撰写的《警世钟》《猛回头》和邹容烈士撰写的《革命军》中,都表现出了对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深切忧虑。陈天华在《警世钟》中进一步指出,“满洲政府”正是列强各项利益的在华代理人。因此,推翻丧权辱国的卖国政府更是迫在眉睫。如果不能改变亡国灭种的命运,振兴中华就是一纸空谈。

  要为振兴中华而奋斗,就必须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不能假振兴中华之名而行营私利已之实。《论语·里仁》有一段孔子的名言:“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意思是:“富贵是人人都想得到的,但不以正当的方式获取,君子不为;贫贱是人人都想摆脱的,但不以正当的方式脱离,君子宁可贫贱。”我理解,富即财富,体现了人的物质追求;贵即地位,体现了人的精神追求。旧中国是一个重功名利禄的世俗社会,人们渴望“富有天下”,“贵为天子”。虽然一些有宗教信仰的人看破红尘,感到荣华富贵到头来都会竹篮打水一场空,恰如《红楼梦》中那位跛脚道人唱的那样:“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不过,真像跛脚道人那样看破放下的又有几人?

 我在阅读史料过程当中强烈感到,辛亥革命期间的确混入了不少投机分子,如立宪派、地方士绅、帮会骨干……鲁迅曾说:“清的末年,社会上大抵恶革命党如蛇蝎,南京政府一成立,漂亮的士绅和商人看见似乎革命党的人,便亲密的说道:‘我们本来都是“草字头”(按:指革命党),一路的呵。’”(《华盖集·补白》)但也不能以偏概全。我读过闫幼甫先生写的一篇《辛亥湖南光复回忆》。他说:当初参加革命团体的人很多,但属秘密活动,不为外人所知;“革命告成,民国建立时,那些志士仁人,不谈往事,既不居功,也不要名,更不做官,以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稽勋局局长冯自由在稽勋工作中,查得一些确有功勋事迹的人名而找不着受勋的人。”我相信闫幼甫先生回忆的这样的志士仁人的确存在。

  辛亥革命的高层领导人当中,孙中山是理论家,黄兴是实行家。两人政见不尽相同,但本质上他们都是以民族大义为重,视个人名利如浮云。中国自夏商以来,改变了权力的禅让制,实行了家天下,把王位传给了他的儿子启,确立了“传子制度”;到秦始皇统一天下,更确立了皇权制,想把权力沿袭到子孙万代。孙中山就是敢于向帝王思想、向专制政体挑战平民思想家。中国历史上也有由平民登上皇帝宝位的人,鲁迅在《随感录·五十九圣武》中说:“古时候,秦始皇帝很阔气,刘邦和项羽都看见了;邦说,‘嗟夫!大丈夫当如此也!’羽说,‘彼可取而代也!’”什么叫“如此”,要“取”什么?鲁迅说,就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而孙中山的志向则不同。他反复强调,一个国民,特别是一个革命同志,应该:“立志做大事,不立志做大官”所谓的“做大事”,就是从头至尾做成功任何一件事,“帮助国家变成富强”。有一位兴中会的元老、跟孙中山并称为“四大寇”之一的杨鹤龄两次写信谋求官职,孙中山批复道:“真革命党,志在国家,必不屑于升官发财,彼能升官发财者,悉属伪革命党。”辛亥革命虽然也是政权更替,但破坏性较小,显然跟孙中山的高风亮节有关。武昌首义定都南京之后,北方的实力掌控在袁世凯手中。为了使清室退位,南北议和,祖国统一,孙中山以让出大总统位置作为代价,使老百姓免于生灵涂炭。后来虽然袁世凯想复辟帝制,但毕竟大江东去不复向西流了。

  1925年2月12日,鲁迅写了一篇杂文《忽然想到·三》,收入《华盖集》。他在文中提出了一个建议:“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还只有十四年!”鲁迅虽然没有写出一部民国史的专著,但可以说他精神的丝缕一直牵挂着那个激发他“血荐轩辕”的激情岁月。小说《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说:“多少故人的脸,都浮在我眼前。几个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里一颗弹丸要了他的性命;几个少年一击不中,在监牢里身受一个多月的苦刑;几个少年怀着远志,忽然踪影全无,连尸首也不知那里去了。”身影浮上鲁迅心头的“故人”中,除开秋瑾、徐锡麟、范爱农、陶成章等人之外,还有一位曾经跟他同窗共读的湖南人黄兴。我们知道,鲁迅1902年至1904年曾在日本东京的弘文学院就读,而黄兴也几乎同时入弘文学院,所不同的是鲁迅被编入江南班,黄兴被编入速成师范科;鲁迅在这所学校读了两年,而黄兴只读了八个月。但这位具有“蛮性”的楚人给鲁迅留下的印象极深。鲁迅临终前的绝笔是《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在这篇为纪念辛亥革命25周年而写的未完稿中,鲁迅写道,“而黄克强在东京作师范学生时,就始终没有断发,也未尝大叫革命,所略显其楚人的反抗的蛮性者,惟因日本学监,诫学生不可赤膊,他却偏光着上身,手挟洋磁脸盆,从浴室经过大院子,摇摇摆摆的走入自修室去而已。”这一段描写,就是鲁迅30年创作生涯中的最后几行文字。

  当然,黄兴留在鲁迅记忆中的并不只是他的赤膊。1925年6月16日,鲁迅在《杂忆》中写道:“革命党人也大概竭力想给本族增光,所以兵队倒不大抢掠。南京的土匪兵小有劫掠,黄兴先生便勃然大怒,枪毙了许多。后来因为知道土匪是不怕枪毙而怕枭首的,就从死尸上割下头来,草绳络住了挂在树上。从此也不再有什么变故了,虽然我所住的一个机关的卫兵,当我外出时举枪立正之后,就从窗门洞爬进去取了我的衣服,但究竟手段平和得多,也客气得多了。”这就是鲁迅对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印象。黄兴是南京临时政府的陆军总长,曾颁布《维持地方治安临时军律》十二条,明文规定凡任意掳掠、强奸妇女、焚杀良民、擅封民屋、抢劫钱财者一律枪毙,可与鲁迅的回忆相印证。

  鲁迅建议“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就是因为在当时的中国,辛亥革命先烈的理想并未完全实现。特别是“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中国一天天沦入黑暗。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他更有置身于“五代”“宋末”和“明季”之感。1928年4月出现的南京民谣中,竟出现了“你造中山墓,与我何相干?一叫魂不去,自叫自承当”的句子。1929年6月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办西湖博览会,征集革命文物,竟把邹容的革命史列入了“落伍者的丑史”。这些数典忘祖的现象,使鲁迅感到“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华盖集·忽然想到三》)。我想,鲁迅的这些观点,跟中山先生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作者为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鲁迅博物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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