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共和、宪政：辛亥革命的政治现代化选择

　　辛亥革命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开端，是以民主为政治目标，以共和为政治制度，以宪政为治理模式的政治革命。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民主立国、共和建国、宪政治国，使中国政治从传统走向现代：政治统治合法化，政治结构合理化，政治行为多元化。辛亥革命的是非功过，至今招谤涉讼，但遗产丰富，启迪深刻：民主、共和、宪政是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趋势，是漫长的历史过程，是复杂社会系统，需要立足现实实践，循序渐进，不断发展创新。

　　近代以降，中国外患和内忧相交织，启蒙与救亡相纠结，现代化成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漫漫求索和国家建构的希望。20世纪初发生在中国的辛亥革命，称为“世界风暴的新源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具有现代化特征的革命，是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实践的一个里程碑。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民主立国、共和建国、宪政治国，赋予中国社会以新的现代性飞跃，对中国政治进行前所未有的改造，中国政治从此真正迈进现代化的轨道。百年以来，对辛亥革命的研究、解读、评说、反思层出不穷，资源深厚，硕果累累。但也往往陷于革命叙事的学术逻辑和思维惯性，囿于传统的理论视野和研究范式，遗漏颇多。本文以国家建构的视野，从民主、共和、宪政三个维度，试图探究辛亥革命的政治现代化选择，追寻辛亥革命的政治遗产和历史启迪。

　　一、民主：辛亥革命国家变革的理想范型

　　辛亥革命完成了中国从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民主国家的历史跨越，建构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给上下求索的国人启蒙了民主的理念，播散民主的理想，形成了新国家的理想图景。民主(democracy)—词最初源于古希腊语demos和kratia，前者是指“人民”，后者指“统治”，即人民的统治、人民的权力。欧美“民主”经古希腊、古罗马的塑形与奠基，中世纪的孕育与积淀，文艺复兴的催化与传播，资产阶级革命的重生和重构，形成以人民主体性为价值，统治合法性和治理有效性为制度安排的政治系统，是与君主专制制度截然不同的国家形态和政治模式，成为西方文明强盛的标志和象征，也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追求独立解放、富国强民而顶礼膜拜的范型。民主思潮从20世纪西舶东渡而入中土，以其崭新的政治理念和强大的生命力在中国迅速地发展起来，是继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后在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社会思潮与政治理念，它强烈地冲击着社会的旧制度、旧观念，形成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潮流。自清末变法图强开始，走向现代政治的大辩论、大抉择就在君主立宪派和民主革命派针锋相对地展开：是“变法救国”还是“革命建国”。随着维新变法和清末新政的失败退场，革命成为创造历史、社会进化的最终选择。辛亥革命是这—浩浩荡荡历史潮流的必然结果，选择民主成为建立新国家的国体想象和政治实验。

　　孙中山先生坚信民主是西方崛起和强大的“奥秘”，是积贫积弱国家救国救民的“灵丹妙药”。在其思想纲领“三民主义”中系统诠释了民主的精义：“何谓三民主义呢？简单的说，便是民有、民治、民享。详细地说，便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其政治理念中浸透着民主的精神：“民国则以国家为人民之公产，凡人民之事，人民公理之”。“民国之国家，为全国国民所公有；民国之政治，为国民所共理；民国之权利，为国民所共享。”素有“开国二杰”之称的黄兴赞誉民主：“世界大势日趋于平民政治，吾人乃亦以平民政治为归宿”，“革命党之主张，则推翻满清之后，建设一完全共和国家，以实施其平民之政治。”

　　民主的本质是主权在民，这成为自始至终贯穿辛亥革命的政治目标。民主思想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规定的建国方案中清晰可见：“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1912年3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正式规定了主权在民原则，即“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明确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的一切权力。主权在民成为“民国之通义”，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民主实践更是星星之火，燎原华夏大地。国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权利，国人从封建专制压迫下解放，获得独立和自由的新起点。《临时约法》规定，国家的主权属于全体人民，全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享有请愿、诉讼、考试、选举和被选举等权利。民主参与机制、竞争机制、制衡机制、法治机制也遥相呼应展开运行。从选举来看，1912年的全国大选中，登记的选民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0%；从竞争来看，民国初期，政党雨后春笋，大大小小312个。不论是从历史的角度看，还是从现实的角度说，民国民主“初出茅庐式”的实践有力地推进了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把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二、共和：辛亥革命国家建构的制度选择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制度，成立共和国，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基调，把中国政治推进到现代化发展的新时代。“共和”(republic)一词，源自拉丁文“respublica”，意为“公共事务”或“公共事业”。共和是悠久的历史传统，也是通行的政体、国号。“一个政治体系若在“公法”和“公益”的基础上聚合民众，并将国家当做一项“人民之事业”来实施治理，便可称为共和国。”共和之本在于公共性，是“公”、“共”、“和”的三位—体，共和制度坚持公共权力的多元共享、公共事务的多元共治、公共生活的多元共赢。共和与民主共生、重叠，相辅相成。但二者各不相同，民主的精髓是“主权在民”，共和的精神是“天下为公”；民主重在确立国家的主体，即国体，共和重在国家政权形式，即政体。中华民国，是新的民族国家形态，是人民主权的民主国家，选择共和制的国家形式：“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民国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而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顺应历史潮流，真正将共和制度引到中国的第一人是孙中山。自1894年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开始，在《檀香山兴中会盟书》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合众政府”就是美国联邦式的共和政体。之后他多次提及要建立共和政体。1897年他明确提出中国要改行“共和政体”，“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1903年他在演说中表示：“必须倾覆满洲政府，建设民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辛亥民国第一流政治家宋教仁主张：“政府分为三部，司法可不必言，行政则为国务院和各省官厅，立法则为国会；”“总统当为不负责任，由国务院负责，内阁制之精神，实为共和之良好制也。”

　　“民国”的共和是对中国“家天下”君主王朝制度的超越。1911年12月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提出在召集国民会议、颁布宪法之前，组织临时政府。1912年1月1日建立南京临时政府，向全世界宣告中华民国诞生，中国成为中国乃至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制国家。“民国是和帝国不同的：帝国是由皇帝一个人专制，民国是由全国的人民作主；帝国是家天下，民国是公天下。”革命确立了总统共和制，在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上，孙中山宣誓“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这在中国近代史上一扫专制时代君主以国民为臣民、奴仆之旧俗，第一次树立了国家元首“服务人民”、政府执政“天下为公”的现代形象。1912年1月28日，我国第一个国会一参议院正式成立，它形成对南京临时政府的监督，表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权力分离和相互有效的制约，“希望在中国实施的共和政治，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外还有考选权和纠察权的五权分立的共和政治。”三月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基于预防和警惕袁世凯专权独裁的紧迫需要，修改总统共和为责任内阁制，形成代表制度、选举制度、分权制度、司法制度等国家制度。从武昌起义到临时政府再到临时约法，分权制衡、共和政府的建立，天下为公政治理念的宣示，成为我国政治现代化革故鼎新的重要进程。

　　三、宪政：辛亥革命国家统治的治理模式

　　辛亥革命开创了“宪政之治”的新传统。“宪政之治”正是中国知识精英全力以赴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具体表征。宪政源自constitutionalism，即宪法政治，宪政的根本意图在于通过限制和监控权力，保障人权和自由。毛泽东一语道破玄机：“宪政即民主政治。”西方宪政传统源远流长，形成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宪政精神在于法治，是对人治的否定和超越，是民主与法治的结合；宪政也是一套确立和维持对政治行为和政府活动的有效控制的技术。近代宪政和民主几乎如影相随地被译介、传播并登陆中国。“甲午战后开始的仿效西方改革政治的新潮流，一开始就呈现出仿效日本维新、实行君主立宪和效法美法革命、建立民主共和这两个不同的模式和不同的层次。”清末君主立宪的失败成就了辛亥革命的革命建国选择。尽管辛亥革命否定了君主立宪的方向，但是以民主共和的国家建构延续和继承了近代宪政治国的努力，把宪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模式和发展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