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领导云南辛亥起义的三个“冠军”(2)

　　在内政方面，军政府编制了云南省五年政治大纲，这实际上是五年建设计划，这是云南省有史以来可考的第一个官方制订的全省五年建设计划。军政府还定期召开政务会议，讨论本省一切重大问题。凡讨论决定之事项，由都督下令各机关各单位，限期办理，这样“前清官吏敷衍因循之习，廓除殆尽矣。”[ 周钟岳：《云南光复纪要——建设篇》，《云南辛亥革命资料》第49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在内政改革中，大量更新官员（公务员）是重要一环。军政府从都督到各部、司、局的主要负责人，基本上都是同盟会员或同情革命的人士，撤换了一批贪污腐败的地方官。所以说，辛亥起义后，云南军政府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更换重要各地行政官”。[ 蔡锷：《滇省光复始末记》，《辛亥革命》（六）第2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这就保证了军政府改革措施得以顺利推进。而军政府一系列的改革中，财政改革尤为瞩目。

　　关于财政改革，主要是整理财政，节俭开支，即开源节流。在清代末年，云南岁入不过300余万两银，而岁出需600余万两，相差一半，那时每年除中央政府拨款和四川、湖南、广东等邻省协济160余万两外，尚差100余万两，可见财政困难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以蔡锷为首的军政府，采取了严厉的开源节流的措施，其中要特别提及的是蔡锷两次带头减薪，都督的月薪由600（两）元，减至60元，仅为原薪之10%，与营长月薪相等，以下依次递减，但士兵、工匠不减。这样“此时都督薪俸之觳，举国未有如云南者也。”[ 周钟岳：《云南光复纪要——建设篇》，《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51页。]朱德回忆这时期的云南说，蔡锷带头减薪，开源节流，使云南“廉洁成为一时风尚。”[ 转见李希泌：《如兹风美义，天下知重师》，《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

　　民国元年（1912年），由于全省安定，措施得力，使云南财政在没有中央和邻省协济的条件下，不仅没有发生赤字，反而节余滇币近20万元。[ 万湘澄：《云南对外贸易概观》第183页，新云南丛书1946年版。]更有甚者，这一年云南还主动接济贵州5万元，向中央政府提供了20万元资助。[ 蔡锷：《致袁世凯及各省都督电》，曾业英编《蔡锷集》第65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这是云南财政史上的奇迹，是云南一省独秀的奇观。

　　由于云南财政情况好转，使云南改革措施得以顺利地推行，为辛亥时期云南政局的稳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云南成为民初最安定、稳定的省区，得到人们的普遍赞许。“时天下纷纷，或苦兵，或苦匪，而滇中宴然。”甚至，法国驻越南总督向其政府报告中也说：“是非姑勿论，若蔡公者，余衷心钦其为人。”英国人也说：“若蔡公者，当今第一。”[ 蒋百里：《蔡公行状略》，《长沙时报》1916年12月26日。又见曾业英编《蔡锷集》第1523-1524页。]蔡锷 也乐观地说：辛亥以后云南做到了“财政不甚困难，金融机关甚为活跃。”“一切善后布置，俱能井井有条，秩序上之严整，实为南北各省之冠。”[ 蔡锷《滇省光复始末记》，《辛亥革命》（六）第227页，上海人民民出版社1957年版。]

　　改革成效成为“南北各省之冠”。这是辛亥昆明重九起义之后的第二个“冠军”。

　　三冠：滇军精锐之冠

　　辛亥武昌起义后20日，昆明响应武昌起义，云南全省旋即光复，省内较为安定。而在同一时期，西南地区以至全国各省，还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之中。川、黔、藏有关方面，曾先后给云南来电，请求云南军政府支援，为此云南军政府决定派出滇军支援川、黔、藏相邻省区。

　　首先说对四川的支援。

　　武昌起义前，四川人民反清的“保路运动”蓬勃发展，四川保路运动成了武昌首义的前奏曲。然而，武昌起义后，四川响应起义的力量由于反动派的镇压而分裂，延至11月20日重庆才响应起义，成立以同盟会员张培爵为都督的蜀军政府，然而四川省会成都仍在清廷的控制之下，四川社会秩序仍较混乱。云南应蜀军政府及各方面的要求，遂组织援川军一个师，以云南军政府军务部总长韩国饶为师长（又称滇军援川总司令），辖谢汝翼、李鸿祥两个梯团向四川叙府（宜宾）、泸州推进。按照计划，两梯团一路经叙府向成都进军，一路经泸州向重庆方向进军。然而当滇军到达四川时，成都已宣布起义并成立了四川军政府。滇军遂在川南剿匪，安定社会秩序，所向披靡，连续取胜，同时拟与川军联合组织北伐队，分道前进，会师中原。但因清廷退位，成渝两军政府合并，援川滇军乃于1912年5月返回昆明。曾参与援川的朱德，后来所写《辛亥革命杂咏》组诗中曾说：“忆曾率队到宜宾，高举红旗援兄弟。前军到达自流井，已报成都敌肃清。”滇军援川，即支援兄弟，在境外显示了自己的威风。

　　其次说对贵州的支援。

　　辛亥滇军入黔的起因，是应多方面邀请，云南军政府组织北伐援军，以声援武昌起义后的革命形势。云南北伐军是继援川军之后组成的，编定为4000人，最初名为北伐第三梯团，以云南军政府军政、参谋两部次长唐继尧为司令。北伐出师，原来并不打算途经贵阳，而是取道泸州，与援川军会合，迳赴中原。然而，后来形势发生变化，贵州内部自治学社与宪政会，耆老会等立宪党人矛盾激化，立宪党人多次请求滇军出兵贵州，特别是许愿唐继尧，愿推唐为贵州都督。因此，唐继尧所率北伐军乃迳赴贵阳。1912年3月3日，滇军北伐队在唐继尧指挥下，向贵阳发起突袭，如秋风扫落叶，很快控制了贵阳全城，贵州自治学社及其所支持的贵州军政府迅速瓦解、崩溃。唐继尧竟大开杀戒，杀害不少自学社领导、成员及其支持者。

　　3月4日，在贵州立宪党人控制下的贵州省议会，推举唐继尧为临时都督，后北京袁世凯政府任命唐继尧署理贵州都督，到5月又正式任命唐继尧为贵州都督。滇军北伐及其入黔本身，其初衷是很难否定的。滇军入黔，大显威风，黔军很难抵御。问题在于，唐继尧率军入黔，插手黔局，实行大屠杀，并夺取了贵州政权，则难以正面评价。

　　再说滇军进藏平叛。

　　辛亥革命前夕，英、俄加紧了对我国西藏地区的侵略活动。辛亥武昌起义以后，达赖与英印总督密商，派达桑占东潜回西藏，策动武装叛乱。西藏大农奴主则组织“勤王军”，亚东等地驻军也发生哗变，西藏大农奴主还以达赖名义，发布“驱汉”命令等。形势紧张。

　　面对西藏局势的迅速恶化，蔡锷再三要求滇军派兵进藏，协助川军平叛。川督尹昌衡也请求滇督派兵支援。为此，北京政府于5月8日同意滇军出师西藏。四川方面由川督尹昌衡出任征藏军总司令，云南方面则由蔡锷任命云南军政府参谋厅总长殷承瓛为西征军司令官。

　　殷承瓛率滇军西征军于8月抵达丽江，分为四个纵队，向西藏分途进军。8月15日西征军左纵队与叛军在溜筒江附近遭遇，歼敌7人，伤30余人，而跳江逃跑死者20余人，滇军无一伤亡。8月26日，滇军攻克盐井、乡城，又歼敌甚众，连战连捷。北京政府对滇军下令嘉奖。[ 《国务院电蔡锷之溜筒江等获胜嘉奖》，《民元藏事电稿》第38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滇、川军后来矛盾产生，北京政府遂下令藏事由川督经营，滇军撤回。蔡锷乃下令殷承瓛除留少数人经营野人山珞瑜一带外，其余全部撤还。滇军西征军遂于12月14日返回昆明，进藏平叛遂告一段落。滇军入藏反对侵略，平息叛乱，功不可没。

　　辛亥之际，经过革命冼礼的滇军，在全省光复，统一全滇，以及援川、援黔、援藏过程中，显示了良好的纪律和作风，掌握先进的武器，因而有较强的战斗力，大显了威风，所向披靡，成为国人关注的一支军队。所以当时舆论认为，“滇军精锐，冠于全国。”[ 赵钟奇：《护国运动回忆》，《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5期第25页。]不仅为几年以后，护国战争爆发于云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民国时期滇军的出色表现，开了一个很好的头。“滇军精锐，冠于全国”，成了辛亥昆明重九起义之后的第三个冠军。

　　云南辛亥起义创造的“三连冠”，既是蔡锷的重要功绩，更凸显了云南辛亥起义在全国辛亥革命史上的特殊地位。

　　(作者单位 云南省文史研究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