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是岳麓书院的学生吗(2)

　　三

　　既然蔡锷当年就读的是时务学堂，并非岳麓书院，为何又有人要说他是岳麓书院的学生呢？看了湖南大学网站提供的学校历史沿革图，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一切都是学校合并惹来的事。因为此图显示：时务学堂1899年改办为求实书院，1902年后又改办为湖南省城大学，1903年春又改名湖南高等学堂（校址在落星田）。而岳麓书院于1903年也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1905年，这两所湖南高等学堂又合并成为新的湖南高等学堂（校址在岳麓书院旧址）。这样一来，按照这张历史沿革图，校址在落星田的湖南高等学堂的前身时务学堂与校址在岳麓书院的湖南高等学堂的前身岳麓书院就拐弯抹角地扯上了“关系”。

　　据笔者查考，关于时务学堂与岳麓书院“合并”之说，应较早来自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学者江堤1995年所著《岳麓书院》一书。在该书中，江堤说：“清末，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政治家、思想家谭嗣同、梁启超在后来归并于岳麓书院的时务学堂任教。”^{[14](P141－142)} “岳麓书院在改为湖南高等学堂的过程中，合并了原时务学堂改制的高等学堂。时务学堂创建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著名教师有谭嗣同、梁启超、熊希龄、唐才常等人，著名学生有蔡锷等……。戊戌变法失败后，时务学堂被迫改为求实书院，尔后又改为省城大学堂，直至并入岳麓书院时止。” ^[14](P144)

　　后来，江堤的上述说法得到了湖南大学的认可。1996年，何长胜主编的《湖南大学校史（976—1949）》就说：“时务学堂后改求实书院，再改湖南高等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岳麓书院亦改为湖南高等学堂。两学堂合并在岳麓书院原址办学。” ^[15](P14)“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求实书院改为湖南高等学堂，次年岳麓书院亦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所以经过这段短时期的曲折之后，岳麓书院与时务学堂终于合流，成为湖南高等学堂和湖南大学的前身。” ^[15](P49) 2003年，谢炳炎主编的《湖南大学校史》也说：“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求实书院改为湖南高等学堂，次年岳麓书院亦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所以经过这段短时期的曲折之后，岳麓书院与时务学堂终于合流，成为湖南高等学堂和湖南大学的前身。”并称：“光绪二十八年成立湖南高等学堂就是在时务学堂——求实书院的基础上创办的。次年岳麓书院亦改为湖南高等学堂。于是，岳麓与时务两校终于合并成为湖南近代的最高学府，同为湖南大学的前身。其优良传统和学风在南大学得到了继承和发扬。”^[16](P72-74)这样，按照现行学校合并的模式和湖南大学《校史》的说法，时务学堂与岳麓书院自然是一家了，当年互为仇家、势不两立的时务学堂的学生与岳麓书院的学生一夜之间也都变成为亲密无间的校友了，相视一笑泯恩仇了。因此，不仅蔡锷成了岳麓书院的学生，就连曾在时务学堂“盛倡革命”的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等人也都自然成了当时以守旧著称的岳麓书院的教师，而且曾在由时务学堂改办而来的长沙求实书院就读过的陈天华、李云龙、李燮和、余焕东等人，也一应变成了岳麓书院的学生！

　　由于有了《校史》的上述结论，所以《招生指南》一书，也就大胆地将谭嗣同、梁启超、蔡锷、陈天华等人统统称之为岳麓书院涌现出的人才了。又由于有了湖南大学的《校史》和《招生指南》的宣传，蔡锷是岳麓书院的学生，是从岳麓书院走出来的等说法也就不胫而走，广为传播了。

　　但笔者以为，湖南大学的历史沿革图所标示的时务学堂改办为求实书院和江堤的《岳麓书院》、湖南大学的《校史》中关于时务学堂并入岳麓书院及“岳麓书院与时务学堂终于合流”和“岳麓与时务两校终于合并”之说均值得商榷。

　　第一，据笔者查证，时务学堂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已不复存在。因为1899年2月28日,时任湖南巡抚俞廉三上奏清政府称：“查湖南省城各书院，所设斋房,仅敷各本院肄习生所居，未能归并,惟有就前经裁撤之时务学堂原筹经费,另设求实书院,延中学教习三人,算学一人,西文译学二人，分调通省各府州考选保送聪颖恂谨生童,共以一百二十名为率。严立课程，分科分班，朝夕讲贯,定期考校，务求有裨实用,冀成远大之材。从前所设时务学堂,亦系中西兼习，初意本期为有用之学,无如教习不得其人,致滋邪说,几败士风。此次设立书院,系属别创规模,延教习必以品行为主,选生徒则以沉静为先。中文所授,不外经史大义,贤哲格言,俾正本源而端心术。算学、西文，均系华人之兼通者，亦必求名教中人,不许稍参异端之说,庶不致贻误生徒,致妨正学。” ^{[17](P449-450)}俞廉三的这份奏折清楚地表明，时务学堂已经被“裁撤”，而求实书院则为“另设”，“系属别创规模”,并非将前者改办为后者，只是将原来争取来办时务学堂的经费，因其不复存在而用于办求实书院，加之两者办学的指导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管理方式大为不同，所以求实书院与时务学堂之间并不存在承续的关系。以上应为时务学堂的归宿和求实书院的设置的官方或者权威的说法。关于这个问题，时务学堂的旧生唐才质在《湖南时务学堂略志》一文中也说得很明白：“至是年（1898年）下二月举行甄别一次，学生留校者益复寥寥。明年，改为求是书院，迁往落星田求贤馆旧址，另招新生开学。‘时务’二字遂成为历史名词。”^[18](P254)这说明，求实书院与时务学堂一不同址、二不同人、三不同道，两者既无人员的转移也无财产的转移，因此并没有承续关系。1919年8月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也说：“时务以短促的寿命，却养成了若干勇敢有为的青年。”^[19](P643)这就表明，在毛泽东看来，时务学堂也是昙花一现，并没有延续下去。既然时务学堂早在1898年就已经因被裁撤而不复存在了，何以到了1903年又与岳麓书院“合并”“合流”？难道世界上有存在的一方与并不存在的另一方“合并”或“合流”之事实吗？因此，时务学堂并不是求实书院的前身，也不存在后来又与岳麓书院“合并”或“合流”的问题，蔡锷也不可能是岳麓书院的学生。

　　第二，即便如湖南大学的历史沿革图所示和《校史》中所说，时务学堂后来改办为求实书院，求实书院后来又改为湖南高等学堂，次年岳麓书院亦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到1905年，这两所湖南高等学堂又合并成为新的湖南高等学堂，蔡锷也不可能因此就成了岳麓书院的学生。因为学校由于合并，就把所有合并进来的学校及其前身，乃至它们前身的前身的学生统统称为校友，甚至将其中甲校的学生说成是乙校的学生，这也是不妥的。就象社会上，某女与某男结婚，他们双方的父母和七大姑、八大姨之间，虽然因而有了亲戚的关系，但毕竟不是“直系亲属”，还是有区别的，所以，向别人介绍妻子的父母时，只能说是自己的岳父、岳母，而不能说是自己的父母；在介绍妻子的弟弟时，只能说是自己的内弟或小舅子，而不能说是自己的弟弟，否则就会产生误会。因此，学校变更后，它们以前的学生之间的关系，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混为一谈。如果学校一直办下来，只是更名，该校的学生应可互称为校友。例如，1916年12月15日，梁启超送蔡锷遗照去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并在该校发表演讲说：“蔡公松坡，实为此校前班学生。”他的此举和此说都没错。虽然此校当时已名曰“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但它却与蔡锷1899年考入的南洋公学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1905年，南洋公学归商部接管，改名为商部高等实业学堂。1906年，学校改隶邮传部，校名也随之更改为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1911年辛亥革命后，学校又改名为南洋大学堂。1912年，学校改隶北京政府交通部，又更名为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可见，从南洋公学到上海工业专门学校虽然几易校名，但学校本身并没大的变化，是一脉相沿，承续不断地办下来的。所以，梁启超称蔡锷为上海工业专门学校的“前班学生”，上海工业专门学校称蔡锷是其校友，都没有错，符合历史的事实。同样，后来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更名为交通大学上海学校，新中国成立后，学校又被定名为上海交通大学，因此，上海交通大学称蔡锷是其校友也没错，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事实上，湖南大学1996年和2003年先后组织编写的两部校史中虽然都提到时务学堂并入岳麓书院，但也都是将蔡锷列入时务学堂的著名学生，而并未将其列入岳麓书院的著名学生。所以，湖南大学的一些部门和单位即使以学校合并为由，也不应说蔡锷出自岳麓书院，因为时务学堂与岳麓书院并无直接的渊源或承续关系。列宁曾经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 ^[20](P257)所以，高校经过合并后，对于合并进来的学校及其前身的学生是否都能互称校友的问题，应当具体分析，分别作出符合史实的界定，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混乱。

　　综上所述，我们最后不难得出以下结论：时务学堂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都与岳麓书院没有渊源或合并的关系；作为时务学堂的学生，蔡锷与岳麓书院也没有关系，更不可能是岳麓书院的学生。如果湖南大学的一些部门和单位坚持要以学校历史上的改办或合并等理由，与蔡锷扯上关系的话，那么，比较“靠谱”的说法也应当是：蔡锷是湖南大学的前身之一时务学堂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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