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对峙中的护法运动

　　南北分裂对峙,发端于1911(辛亥)年的武昌起义,革命阵营以长江以南各省为中心发动反清起义,清廷则以京畿重地为依托派兵南下镇压;双方对抗的结果,以革命阵营不断壮大,最终废除帝制,建立共和民国而告结束。惟此亦为民国成立后的国内政治格局带来颇为深远的影响,南北间于心理上和实际上已悄然形成显形或隐形的隔阂。①南方诸省尤其是广东,是晚清时期革命党人策划革命的发源地,革命党势力较有根基,而北方诸省尤其是京畿地区,则是晚清时期北洋系军人的大本营,不容他人染指,革命派与北洋派政治立场的不同,使南北对峙间有革命与保守的含义;民国成立后,军人武力日渐崛起为影响国内政治的重要因素,南方诸省因其远离北方政治中心,中央政府更鞭长莫及,地方军人更难受控制,地方势力挟武力而渐趋坐大,中央控①南与北之别,就自然地理而言,一般以长江为界,惟本文所述之南与北,非以自然论,而以政治区隔为划分。一般而言,北洋时期政治上的“南方”阵营,包括粤、桂、滇、黔、川、湘六省,其中的滇、黔、川为自然地理意义上的西南,故“南方”阵营又常以“西南”阵营为表述,本文考虑到历史表述之习惯,兼用“南方”和“西南”的称谓。

　　制因力弱而渐趋势微的情势,为南北对峙加入了地方与中央争权的因素;南北自然地理状况与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差异造成的地域差别的客观存在,使南北对峙有其形成之社会基础,并不时发展成为事实;更兼民国时期的派系纷争,政治动荡,政治家成王败寇,进则雄心勃勃问鼎中央,退则依附势力自保一时,亦使南北对峙成易消难。袁世凯当政时期,先是革命党人在南方发动反袁“二次革命”,其后在袁图谋称帝时,南方数省发动护国运动,并成立护国军政府与北京袁政府对抗,是继辛亥年之后南北对峙的又一次表现。袁世凯败亡后,南北复归统一,然自1917年张勋拥清室复辟失败,段祺瑞再度当政后,废弃旧国会,1918年成立“新”国会,另选大总统,使南北之间围绕新旧国会存废、以谁执民国“法统”正宗为主题的争执发展为公开的分裂与战争,“护法”成为南方在较长时期里的政治动员口号,南北对峙亦发展为民国政治的常态,并持续多年,直至北洋政权垮台,南北才又复归名义上的统一。其间南方之政治发展,固复杂多变,然以孙中山为领导中心、以革命党势力为基础、追求实现全国统一与共和民主制度、具有革命意义的“护法”和以西南军人政客为中心、以西南地方势力为基础、实为谋求地方利益、具有地方分治意义的“护法”,是1910年代末至1920年代初南北对峙中南方内部纠缠交织、一以贯之的政治发展线索与政治演进旋律。本文即以此为论述中心,探究孙中山与西南地方实力派在“护法”早期的政治关系及其矛盾纠葛。①

　　一　南北对峙的形成

　　作为毕生以革命为职志的政治家,孙中山虽然在民国成立与护国战争之后,均曾对政治表示避让与消极,但他仍然有着近于职业的政治敏感和强烈的革命进取心。1917年年初,当北京政治因府院之争和中国参战问题而复趋动荡,随之督军团干政,国会政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孙中山即以其政治敏感及其对共和民主的责任心,表示反对军阀干政,并为此在南方预为布置。5月,他致电云南督军唐继尧,告以黎元洪请张勋调和,“是即降于叛党”,“若不投袂急起,与川和好,联合出师,非独民国沦亡,将来蚕食所及,西南亦无以自保。及今早图,庶无后悔”[1](p100)。6月8日,孙又致电两广巡阅使陆荣廷等,明示“国会为民国中心,宪法为立国大本,公等既忠诚爱国,拥护中央,即应以拥护国会与宪法为惟一之任务。今日法律已失制裁之力,非以武力声罪致讨,歼灭群逆,不足以清乱源、定大局”[1](p102)。他还在致友人书中坦承自己的心迹:“现值时局已非,共和国家被倪逆(倪嗣冲)等推倒,刻以挽救为重,须俟共和恢复,当继办民生。”[1](p105)此时,海军总长程璧光有感于共和受胁,向黎元洪进言南下又不得其回应,遂自行南下于6月9日抵沪,向孙中山表示愿为前驱。孙中山“深深觉得没有武装力量,不足以与北洋军阀对抗斗争,无由贯彻救国救民的宗旨。所以他几次与当时在上海的海军总长程璧光磋商,希望海军也参加护法的行列”[2](P27)。再加上历史的原因,海军官兵主要是广东和福建人,而广东人出于地域、感情等因素,较为偏向于孙中山,程璧光即为孙的香山同乡,他们对孙的支持亦反映出地域因素在民国政治中的作用。7月21日,程璧光率第一舰队林葆怿部离沪南下广东,成为孙中山护法的基本依靠力量。

　　1917年6月张勋入京、国会解散之后,国会议员纷纷南下上海,孙中山亦加紧谋划未来的政治行动,并重新发动讨袁成功后本已基本停止活动的中华革命党海外各支部,“迅速筹备款项,以便协助本部维持共和之用。所有各地筹饷局长及委员,应即照旧执行职务”[1](p106)。至于如何处理未来的政治问题,孙中山本拟迎黎元洪南下上海,以此为维护共和的基地,但因黎不愿南下,上海又离北方较近,临江靠海,交通发达,情况复杂,不易据守;而广东是革命党起家之地,有长期经营的基础,一些粤籍革命党人因共同的地域、感情因素在此可得支持,且离西南各省较近,不少革命党人又与西南各省军政官员有较多的个人关系,便于互通声气互相支持;6月20日,粤督陈炳、桂督谭浩明通电宣布,在“国会未经恢复以前,所有两广地方军民政务暂由两省自主”[3](p201),也为孙中山南下广东提供了方便。孙中山权衡利弊,最后决定以广东为护法基地,俾得重张旗鼓,再上革命征程。7月1日,张勋拥清室复辟,孙中山即于4日连发两电,一致国会议员,认为“此次时局陡变,暴力之下,已无国会行使职权之余地,亟应全体南下,自由集会,以存正气,以振国纪”[1](p110);一致南方陆荣廷和桂、粤、湘、滇、黔、川省督,提议“时势迫亟,民国不可一日无主。唯西南六省,为民国干净土,应请火速协商,建设临时政府,公推临时总统,以图恢复。一面先行通电拒绝冯氏代理,以免人心淆惑。非常之事,不容拘牵法律,静待国会选举,数省公认,即为有效”[1](p111)。随后,孙中山于6日离沪南下,19日到达广州。虽然在孙中山南行途中,清室复辟已经失败,但因段祺瑞复行视事后,不提恢复“临时约法”与国会,而一意另起炉灶,重新进行国会选举,重组北京政治架构,从而进一步坚定了孙中山的护法决心。19日孙中山致电段祺瑞,责其“为一人保固权位,以召滔天之灾。足下奖成此患,岂得不为追咎?”告其“若以小腆易败,据为大勋,因势乘便,援引帝党,擅据鼎钟,分布爪牙”,“凡我国民,亦不能为辅助矣!”[1](p117)同日,孙中山又致电各地国会议员,以“前之倡乱坏法者,又假借反对复辟、拥护共和之名,以图自固”为由,望国会议员“自行集会于粤、滇、湘各省,择其适当之地以开议会,而行民国统治之权。如人数不足,开紧急会议亦可,责任所存,万勿放弃”[1](p118)。24日,孙中山致电陆荣廷,明确表示:“国会者民国命脉所存,托名民国,独去国会,则凡百措施皆为背法。彼叛人既不利有国会,我护法者必当拥护之。”[1](p124)于此表明,孙中山此次并未如民初清帝退位和袁世凯称帝败亡后那样对政治暂取消极态度,而是重新表示了政治上的积极进取精神,希望通过坚持“临时约法”和国会制度的护法行动而恢复共和民主的民国真谛。①关于护法运动的通论性著述可见莫世祥:《护法运动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关于孙中山与西南地方实力派在护法运动中关系的论述可见:陈长河:《护法期间孙中山与唐继尧的矛盾斗争》,《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孙中山在护法期间与陆荣廷的矛盾斗争》,《民国档案》2001年第1期;黄成授:《论护法运动中陆荣廷与孙中山的关系》,《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温贤美:《护法运动中的陆荣廷与孙中山》,《天府新论》1998年第4期。上述论述各有所长,惟仍有推展之余地,此当为本文之出发点。

　　自国会解散后,已有不少国会议员陆续出京南下。当孙中山提出护法主张后,离京议员中的前国民党系议员、对军阀政治不满的议员以及一些怀抱各种个人企图的议员纷纷南下广东。但因南下广东的议员人数不及国会开议的法定人数,因此而有不开国会正式会议另开非常会议的主张。8月19日,孙中山召集国会议员130余人在广州聚会,认为“段据北京政府,力向护法各省用兵,对外复发布向德奥宣战,吾人内为护法各省之团结,外为行独立自主之外交,非组织政府不可。人数虽未足法定,惟值非常事变,可先开非常会议,组织政府,以资应付”[4](p684)。此诚为特殊情势下的“应变”之举,但也带来了其后国会议员“合法性”问题的种种争议。

　　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8月25日,到粤国会议员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孙中山在会议开幕祝词中,希望议员“扬谠论,纾嘉谟,建设真正民意政府”[1](p133)。29日,国会非常会议通过“组织大纲”,决定其任期至“临时约法”完全恢复效力时为止。31日,会议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决定“为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特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规定军政府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二人,由国会非常会议选举之;临时约法之效力未完全恢复以前,中华民国之行政权由大元帅行之;元帅协助大元帅筹商政务[5](p413~414)。国会非常会议和军政府“组织大纲”为广州非常国会和军政府的建立创立了法理依据,同时亦突出了其临时性和非常性的特点,不过因为孙中山的革命征程并不如其当初之理想那般顺利,故虽其后广州国会和政府的名称时有变化,但“临时”与“非常”的名义却伴随孙中山的政治生涯而不断延续,直至其辞世也未能完成由“临时”而“正式”、由“非常”而“正常”的过渡,孙中山统一中国、实行民主的政治理想在其有生之年终未告成。

　　1917年9月1日,广州国会非常会议以84票(出席者91人)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在当日下午举行的大元帅授印礼上致答词时言:“任职以后,唯当竭股肱之力,攘除奸凶,恢复约法,以竟元年未尽之责,雪数岁无功之耻。”[1](p136)同时发表就职宣言,表示“誓竭真诚执行国会非常会议所授予之任务,勉副国会代表国民之期望”[1](p137)。9月2日,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11日,孙中山任命伍廷芳为外交总长,孙洪伊为内政总长,唐绍仪为财政总长,胡汉民为交通总长,张开儒为陆军总长,程璧光为海军总长,章太炎为大元帅府秘书长,李烈钧为参谋总长,林葆怿为海军总司令。至此,军政府成立的程序与行政班底的搭建工作均告完成,南北各有国会与政府的分裂对峙成为事实。

　　二　护法阵营的内部矛盾

　　护法军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一方面否认北京国会及政府的合法性,一方面筹划军事北伐计划,争取各地方实力派的支持,希望从法理与事实两方面对北京政府形成压力。9月18日,孙中山发表通电,痛责“段祺瑞主使叛党,蹂躏约法,解散国会”[1](p184),表示自己“于拥护约法,维持国会,实具牺牲之精神,则除依照《军政府组织大纲》,非至约法完全恢复、国会职权完全行使时,断不废止。其有袭段祺瑞故智,敢与约法、国会为仇者,一息尚存,岂容坐视”[1](p184~185)。在争取地方支持方面,除了参加“护法”的西南六省外,南方的湖北、浙江和北方的河南、山东、陕西等省均有支持孙中山护法的武装起事。

　　但是,护法军政府成立后,其内部仍然存在多重矛盾,孙中山的地位并不稳固。孙中山成立护法军政府,除了对外张扬民主与法治的旗帜外,内部则主要依托于西南地方实力派。在保持西南各省独立性、不使北洋系染指方面,孙中山与地方实力派有共同语言,也可以得到他们一定程度的支持;当北洋系及北京政府对西南压迫过甚,如派大军“征讨”、不得各省同意而任免官吏时,地方实力派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也屡有抗争,直至与北洋军武力相向。但孙中山力图统一中国、实行民主政治的高远理想及其行事时不无激进操切的做法,与地方实力派割据地盘、维护实力、稳定为先的意愿有相当的矛盾。孙中山与地方实力派之间既协调又矛盾、磕磕碰碰的复杂关系自军政府成立后即交错发展,但始终不能磨合成型为基于共同理想与利益的稳定的政治联盟,而只能是在遇事时对北洋系和北京政府保持一定的相近立场。加以广东虽为革命党长期活动之地,但孙中山在此并无直接掌控的部队,在讲求实力原则尤其是有枪即为王的民国政治环境下,孙中山之不为实力军人看重亦为常事,他曾坦承“军府既无实力,无从发言”[1](p236);“仅有外形,毫无实力”[1](290~291)。孙在广东主要依靠南下的海军,但是,因为经费等等现实问题需要得到地方实力派的相助,海军的态度并不能完全倾向孙中山,而只能不时依违于孙与地方实力派之间。1918年2月26日,军政府海军总长程璧光在广州海珠遇刺身亡①,南下海军从此失去领导重心,孙中山也无法再倚为支持。如唯一实际就职的军政府陆军总长张开儒所言:“军政府类似虚设,大元帅徒负空名,两元帅就职迁延,各总长意存观望。”[6](p1100)这种情况,不能不影响到军政府的权威和工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