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护法战争时期的孙中山

辛亥革命网 2017-07-14 09:28 来源:民革中央 作者:谢本书 查看:

本文扼要阐述两次护法战争中,孙中山的际遇,并从中得到必要的历史启示。孙中山正是从两次护法战争失败的启示中,奠下了晚年思想转变的实践基础。

  1917年至1922年两次护法战争时期,即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是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重要的转折阶段,也是孙中山晚年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本文扼要阐述两次护法战争中,孙中山的际遇,并从中得到必要的历史启示。孙中山正是从两次护法战争失败的启示中,奠下了晚年思想转变的实践基础。

  一、第一次护法战争中的孙中山

  1914年4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喁喁望治的人们,以为黎元洪将会遵守宪法,执行职务,国家必将安定,纷扰的时代将会结束。孙中山也有类似的想法,不过看得更远一些。他电请黎元洪刻不容缓地恢复国会和约法,与国民从事建设。此时,孙中山发愤著述《建国方略》等,希望“团结人心,纠合群力” [注1],以建设国家。但是,接踵而来的许多事实,不断打破孙中山对当时担任国务总理的北洋皖系头目段祺瑞所寄予的希望。

  因为,在黎元洪继任总统的同时,段祺瑞担任国务总理,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大借外债,扩军备战,以及导致张勋复辟等事件接踵发生,对孙中山刺激很大。而段祺瑞在驱走张勋以后,更加蔑弃国会和约法,专横暴虐,使中国成为军阀横行的黑暗世界。这使人民大失所望,孙中山愤于北洋军阀段祺瑞等人的飞扬跋扈,倒行逆施,决心维护临时约法和国会,乃于1917年夏天,发起了反对段祺瑞军事独裁,反对假共和,维护真共和为主要内容的护法运动。1917年7月中旬,孙中山率领舰队来到广州,宣布护法,并于8月25日至9月1日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孙中山就任大元帅职时表示,当此“艰难之际,不敢以谦让自洁,即于(民国)6年9月10日就职。冀二三君子同心协力,共赴大义。文虽弩钝,犹当荷戈援抱,为士卒先,与天下共击破坏共和者” [注2]。出师北伐,第一次护法战争正式开始。

  孙中山同意推荐唐继尧、陆荣廷为军政府元帅,是试图依靠西南军阀的军事实力来反对北洋军阀。而唐继尧、陆荣廷则为了自身的利益和扩张的需要,与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相对抗,与孙中山护法反段的要求找到了共同点。所以,还在张勋复辟前夕,孙中山即曾多次致电西南各省军政头面人物,指出民国与叛逆不能两存,现在“唯西南六省,为民国乾净上” [注3],应予紧急协商,克日誓师讨伐叛逆。1917年6月14日,孙中山派胡汉民前往广州,与桂系广东督军陈炳焜商谈护法讨逆;6月17日,胡汉民又前往广西南宁会见陆荣廷,邀他去广州,共商护法大计,陆荣廷以脚疾推辞,不肯起程。6月18日,广东各界在明经堂举行公民大会,要求广东省当局即日出师北伐。同时,国民党人和国会议员南下增多,驻粤滇军亦跃跃欲试。桂系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不能不有所表示。因此,6月20日,由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出面,发出通电,宣布两广暂时实行“自主”。所谓“自主”,在民国还是一个新名词,与“独立”有明显的区别。自主时期两广表面上不受北京内阁干涉,但遇有重大问题,仍可直接请命元首。这就是说,自主是一种半独立状态,只脱离内阁而不脱离总统。在某种程度上,“所谓‘自主’也只是一个幌子” [注4]。由于两广宣布自主,孙中山即以广州为基地,掀起了护法运动。

  然而,令人诧异的是,宣布两广自主的桂系头子陆荣廷,却拒绝就任军政府元帅职,主张“总统复职”,甚至通电声明,以后广东无论发生何种问题,概不负责。这等于是否认广东护法军政府。其实,陆荣廷让孙中山南来,不过想拉大旗做虎皮,假借孙中山护法旗帜,进行扩张和对抗段祺瑞“武力统一”而已。北方密探当时也曾报告说,陆荣廷“只求目前得一湘粤桂巡阅使,将来并兼领副总统,于愿即足。其他西南问题、国会问题,若皆不足措意” [注5]。陆荣廷只是不要把自己的地盘“统一”到段祺瑞手里,而不能容忍孙中山以大元帅凌驾于他的头上,在两广出现一个“太上政府”。

  唐继尧情况又如何呢?就在孙中山到达广州的同一天(1917年7月17日),唐继尧发出不承认段祺瑞内阁的通电。随后,又多次通电声明:“当已决心自主,不认非法内阁命令。”“谨奉告全国,自复辟事起以后,合法内阁未成立以前,所有非法内阁一切命令,概视为无效。” [注6]不过,唐继尧对护法也采取了自立门户、别树一帜的办法,打出了“靖国”的旗号。孙中山领导的是“护法战争”,唐继尧进行的却是“靖国战争”。唐继尧以靖国为名,组织“靖国军”准备大举入川。所谓“靖国”,实“含有别种在外滇军之意,非仅因护法之故” [注7]。“靖”者,绥靖也,绥靖到邻省,实际上就是进行扩张。

  孙中山希望唐继尧能有较好的态度,然而唐继尧亦拒绝就任军政府元帅职,广州非常国会和孙中山一再诚恳电邀,再三说服,唐就是不肯应允。孙中山派著名革命家、军政府秘书长章太炎为劳军使,携带元帅印到昆明劝驾,唐仍不置可否。孙中山为了拉拢唐继尧,曾计划加委唐为川、滇、黔三省靖国军总司令,以满足其欲望。但是,唐要自立为王,不愿合作,甚至说什么:“中山举动,本嫌唐突,惟既已发表,似勿庸积极反对。有彼在,则对内对外亦有一种助力,将来取消亦得一番交换之利益,故此间虽辞元帅,未言其他,以免内部太形分歧,反授人以隙也。” [注8]这是唐继尧玩弄两面手法的最好说明,他既要利用孙中山的名声,以便对内对外有一种“助力”;却又不接受元帅职,以便协同桂系共同来撤军政府的台。

  陆荣廷、唐继尧不就元帅职,还进行多方面的干扰和破坏。孙中山虽是大元帅,却难以指挥军政府的北伐战争。唐继尧入川,陆荣廷入湘,全是从巩固和扩大滇、桂系地盘出发,只要私利有所满足,就不肯前进一步。北伐攻下长沙和岳阳,本是北伐的有利战机,但桂系却为了和谈,特别是与北洋直系冯国璋、吴佩孚拉拉扯扯,不肯进军,甚至干脆宣布停战,而当湖南各界公举程潜为湖南省长,四川各界拥护吴懋辛为四川代理省长时,因两人比较靠近孙中山,竟被陆荣廷、唐继尧下令褫夺。广州军政府实际上没有掌握任何实权,是“有同寄寓”似的“影子政府”。

  1917年冬,北洋军阀内部直、皖两系矛盾有了发展,进兵湖南的直系军队不愿为皖系段祺瑞卖命,他们在美、英帝国主义的撮合下,同滇、桂系相勾结,主张南北停战议和。陆荣廷、唐继尧起而响应,陆荣廷以两广巡阅使名义密电桂、粤,准备取消自主。孙中山坚决反对,陆荣廷视孙中山为眼中钉,决心赶走孙中山。

  陆荣廷指使广东督军莫荣新等有计划地谋害支持孙中山的干部和身边卫士。金国治是孙中山任命的潮梅前敌司令,莫荣新把他绑架杀死。1918年1月2日,莫荣新又诬指大元帅府卫队的连、排长多人为“匪”,擅行逮捕枪杀。孙中山十分气愤,于次日登上军舰,指挥炮轰观音山莫荣新督军署。孙中山表示,此“实所表公道伸不平,而使军政府自辟其生路者也” [注9]。莫荣新无可奈何,不敢还击。

  唐继尧不仅不支持孙中山,还与陆荣廷、莫荣新等人勾结,分化瓦解支持孙中山的驻粤滇军,甚至囚禁驻粤滇军第三师师长(后为靖国滇军第三军军长)、广州军政府陆军部总长张开儒,杀害张开儒的秘书长、军政府陆军部次长兼交通部次长崔文藻,使孙中山失去驻粤滇军的支持。

  除了绑架、暗杀等阴谋活动以外,滇、桂系军阀还在军政府内部不断制造分裂活动。1917年11月,莫荣新策划建立湘、粤、桂三省“都司令部”,拥岑春煊为都司令,企图将军政府挤出广州。不久,岑春煊与冯国璋相勾结,发起成立“西南各省联合会”,为排斥孙中山做准备,但未成功。1918年1月,西南各省军政头目相互串通,修订西南各省联合会章程,另组独立于军政府之外的“中华民国护法各省联合会”,议定以岑春煊为议和总代表,加紧与北洋派谋求妥协,亦未成功。4月10日,在滇、桂系和政学会政客的活动下,广州非常国会第17次会议居然通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决定改组军政府,取消大元帅一长制,改为总裁合议制,排斥孙中山的领导。孙中山表示坚决反对,并于5月4日宣布辞去军政府大元帅职,发表通电指出,滇桂系宣布“靖国”、“自主”,但态度犹属暧昧,似尚置根本大法于不问。揭露其破坏护法的种种罪行,向国民痛切宣告:“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 [注10]孙中山开始注意到南方军阀与北方军阀在本质上并无什么不同。滇、桂系看到这个通电,大为震怒,唐继尧竟在孙中山电文上批道:“一片胡说”、“无耻已极”。[注11]这正好说明孙中山的通电触及到了他们的疼处。

  5月20日,广州非常国会不顾孙中山的警告,悍然改组军政府,将大元帅制改为总裁制,选举唐绍仪、唐继尧、孙中山、伍廷芳、林葆怿、陆荣廷、岑春煊等七人为总裁,后又推举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孙中山虽名列七总裁之一,但没有实权,不过是一块招牌。孙中山无法实现自己的主张,于5月21日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护法战争以没有结果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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