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云南军都督府的民族政策

　　清朝末年，云南各族人民的历次反清斗争为辛亥革命在云南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辛亥革命期间，云南各民族更是积极踊跃参与。1911年11月1日，云南“重九起义”官兵在昆明五华山两级师范学校成立了“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又称“大汉云南军政府”），公推蔡锷为云南军都督，李根源为军政总长兼参议院院长。随即，云南军政府颁布了布告和施政纲要，在其中首次提出了“中国各族一体”的民族政策。笔者以为，“中国各族一体”是一项针对“反清排满”、“五族共和”等民族主义观念的局限性和消极性而提出的在国家层面具有普遍意义的民族政策，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值得深入研究。

　　一、“中国各族一体”民族政策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

　　辛亥革命期间云南军政府“中国各族一体”民族政策的产生是和云南特殊的历史背景分不开的，云南自古以来便是祖国西南边陲一个多民族共处的省份，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民族分布格局，各民族和睦共处，共同创造了云南独特的多元民族历史和文化。此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

　　1.清末云南各族人民大起义的影响

　　19世纪下半叶以后，云南境内爆发了各族人民反清大起义，前后共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武装斗争。在多次彝、回、苗、哈尼等族人民起义的影响下，1856年，在滇西爆发了以回族杜文秀为首的回、汉、白、彝各族人民大起义和滇东、滇南以回民为核心的各族起义。各族人民大起义失败后，云南人民继续坚持斗争。1885年，在马关、麻栗坡地区，爆发了项崇周领导的苗、瑶、壮、汉各族人民起义。1886年，盏达土司刀思鸿起义。1891年，呈贡、富民爆发了华炳文、黄子荣领导的农民起义[1](P17)。上述云南各民族的斗争，虽然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但极大地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力量，为辛亥革命在云南的爆发奠定了基础。

　　在这些云南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中，杜文秀领导的回、汉、白、彝各族人民大起义值得一提。这一起义不仅在滇西建立了政权18 年，而且先后在《帅府布告》、《誓师文》和《兴师檄文》中提出了“连回汉为一体”、“汉回一心”的民族政策[2](P4)，并在《管理军政条例》中进一步明确规定：“族分三教，各有根本，各行其是，均宜一视同仁，不准互相欺虐。”杜文秀政权的民族政策体系，概括起来可分为3个部分或层次：“反满清、扶夷汉、锄奸邪”[3](P55)。虽然这一民族政策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这是云南各民族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民族政策，对日后云南军政府“中国各族一体”的民族政策无疑有着一定的影响。

　　2.孙中山革命思想在云南的传播

　　20世纪初叶开始，大批中国有志青年东渡日本留学。在这一空前的留学日本的热潮中，有相当数量的云南青年。1903年，云南首批官费留日学生抵达日本，至1904年云南自费和官费的留日学生达到一百多人，分别攻读军事、政治、法律、师范、工商等科目。云南留日学生中的进步分子，到日本后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密切交往，接受了革命思想。

　　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召集各省代表开同盟会筹备会，云南代表杨振鸿、吕志伊、李根源等5人出席，并宣誓入盟，成为同盟会的发起人[4](P21)。1906年，同盟会云南支部宣告成立，云南留日学生相继加入，其中就有傣族干崖土司刀安仁，回族赵钟奇、马伯安，白族杨益谦、周钟岳，彝族禄国藩等人[1](P38)，，他们日后都成为了领导云南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

　　为了在云南传播革命思想，孙中山向李根源等人提出了创办云南地方刊物的建议。1906年4月，《云南》杂志社成立于日本东京，李根源和赵伸为干事。《云南》杂志创刊后，就担负起在云南宣传民族、民权和民生“三民主义”的重任，明确而系统地介绍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提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理论主张。

　　1906年至1910年期间，随着同盟会的活动转向国内，滇籍会员相继回国，在云南成立了10个群众进步团体，其中杨振鸿、陈文翰等成立了公学会，李伯东、李治等成立了兴汉会，张文光等成立了自治同志会，吕志伊、杨振鸿等成立了云南独立会等[5](P83)。这些群众进步团体，根据当时革命者的认识水平，大力宣传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思想，其中就包含民族政策的理论和主张。

　　革命思想在云南传播迅速，使得孙中山很重视云南地区的革命活动，先后派人在云南发动了河口起义和永昌起义。上述两次起义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在云南更加深入人心。“三民主义”中的民族政策日后也成为云南军政府“中国各族一体”民族政策的基础。

　　二、“中国各族一体”民族政策的形成

　　云南军政府的民族政策，与孙中山先生的民族革命思想是一致的，但在此基础上又有所超越，其思想的发展有一个逐步深化和发展的过程：由对革命初期“反清排满”狭隘性的反思，到突破“五族共和”的局限性，最终提出了“中国各族一体”的民族政策。

　　1.对“反清排满”狭隘性的反思

　　20世纪初，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nation）概念及其理论话语也通过梁启超的介绍开始传入中国。1902年，梁启超进一步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国家民族的概念，开启了国人对国家民族的认识，影响深远。

　　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运动中，提出了“反清排满”的民族主义政治口号。“清朝统治阶层的族别差异及其民族压迫政策，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影响下，导致了恢复汉人正统、驱逐满族统治的种族－民族主义运动，形成了以‘排满’为中心的社会思潮。”[6]这一思潮最终促使孙中山“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建国纲领和以汉族聚居的“十八省”独立建国论的形成。

　　孙中山上述纲领和理论直接影响了领导云南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1911年10月27日腾越起义爆发后成立了“滇第一军都督府”，在军都督府的布告中，任滇西都督的张文光明确指出要“奉孙大总理方略”，“兴师驱逐满奴，恢复腾越”，并对孙中山十六字建国纲领加以阐述：“驱逐鞑虏：覆彼政权，还我主权。恢复中华：驱逐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7]同年10月30日昆明重九起义爆发后成立的军政府随即对外发布了《滇军政府讨满洲檄》，同时宣布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以“黄帝纪元”，并给起义将领颁授“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九月九日云南光复纪念勋章”，以“光复楼”命名军都督府大楼，军政府改《云南日报》为《大汉滇报》，在军政府所发布的各类通电、布告等官方文件中，多次出现“誓灭胡虏”、“光复汉族”、“光复故土”、“人心思汉”等口号。这些举措都表现出了云南军政府强烈的“反清排满”民族主义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