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秋瑾的文学创作与近代文化转型

　　秋瑾所生活的时代(1875—1907)是中国新旧思想更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冲突与交融的时期。1902年(或1903年)，…秋瑾随夫北上，成为她生活与创作的重要转折点。据此，秋瑾的文学创作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主题与形式上均有很大的差异。这种文学创作现象反映了秋瑾思想上的巨大变化，也彰显出近代文化转型期文学所必然发生的变异。

　　一、秋瑾诗歌的主题

　　秋瑾出身于官宦之家，天生聪慧，加之少时在私塾中接受的传统教育，助其成为精于诗文的典型的传统社会才女。1892年，秋瑾随父亲秋寿南迁至湖南，开始了居湘、北上、旅日、回国几个重要的人生阶段。

　　其中，北上之后的北京生活时期促成了秋瑾思想的裂变与飞跃，形成了秋瑾前后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和创作主题。l896年，秋瑾遵从父母之命在湖南与富商子弟王廷钧完婚，这是她居湘期间由闺秀到人妇的生活转折。王家优裕的物质生活使秋瑾无衣食之忧，并有读书、交友、赋诗之闲。秋瑾赴京之前的创作形式以诗歌为主，其中以五言、七言居多。这时的秋瑾与传统社会的大多数女子一样，被阻隔在社会生活之外，借“春愁秋悲”表达她们闺中寂寞难耐的苦楚。她曾以“闺内惟馀灯作伴”、“一点无聊托素琴”(《寄柬理妹》)的诗句表达自己孤独寂寥的情怀。这类诗歌与大多数古代女子常见的主题相同。

　　然而，秋瑾天生与众不同的秉性，使其大量诗作与那些“必然流入‘自娱’与‘闲吟’的私人价值范畴”的“闺秀文学”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古代诗词有借物咏怀、托物寓意的传统，在秋瑾这一时期的咏物诗中，傲霜斗寒的松、梅、菊等意象十分常见，她通过吟咏这些雄健、刚毅的文化意象，阐释了自我“英风傲骨”的性格与品质。在“岭梅开候晓风寒，几度添衣怕依栏”这样常见的有感于季节变化的诗句中，寄予着秋瑾“残菊犹能傲霜雪，休将白眼对人看”的人生志向，与她对花木兰、秦良玉等古代女杰的崇拜心理相契合。

　　对古代英雄女杰的歌吟与赞誉，是秋瑾这时期诗歌创作的中心主题，《(芝龛记)题后八章》可堪称代表。这首诗创作于入湘之初，有感于清人董寅伯所作之传奇《芝龛记》。《芝龛记》记载了秦良玉、沈云英等古代女杰的事迹，她们的功绩成为秋瑾抒发自己人生理想的媒介与载体。此后，花木兰、秦良玉、沈云英等古代女杰的形象不断出现在秋瑾的诗作中。

　　在中国古代的女性创作中，崇尚古代女杰的主题已有传统，特别是在弹词中，女作家们塑造了一系列的巾帼英雄形象。清代的王贞仪曾写下长诗《题女中丈夫图》，创作弹词《金鱼缘》的孙德英也有“欲伸世上闺娃志”的意向，但是，她们都没有秋瑾身体力行地去践行这般理想的远大抱负。在秋瑾的诗词中，她已不似李清照“戚戚惨惨凄凄”那般怜悯自我身世，而是充满了“自怜风骨难谐俗”(《梅十章》)、“独立白怜标格异”(《白梅》)、“浊流纵处身原洁”(《独对次(清明)韵》)等反叛世俗的情绪。

　　秋瑾赞誉古代女杰、反叛世俗性别偏见的思想自然与她的性别有关，与她天性豪爽、刚烈、不妥协的性格有关，更与男女平权的时代征候有关。“莫重男儿薄女儿”等诗句充分地体现了秋瑾对男尊女卑封建思想的不满。然而，她对男女平等的理解不仅仅停留在家庭生活层面上，更集中地体现在政治层面上。在古代社会，“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向来是男子的责任与权利，女子被拒绝在社会领域之外，无权参与宏大的政治叙事，无以寄托自己的宏图大志，这正是秋瑾对男权专制文化的最大不满。一方面，她在“始信英雄亦有雌”、“千秋羞说左宁南”等诗句中，着意凸显女子立下的功绩，通过历史上两性人物之间的对比，寻找女子报效国家的现实依据；另一方面则在“谪来尘世耻为男”、“精忠报国赖红颜”等诗句中突出表现了她的女权意识。这种潜在的颠覆男性中心历史的意识已经超出了男女平等的基本要求，具有某种现代的女权意识。

　　在那个西风东渐、女性独立意识萌生的历史时期，西方平等、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日趋深人。秋瑾在北京从吴芝瑛那里接受了这些思想的影响，同时，她对婚姻的不满，促成了她以“家庭”为起点的革命道路。

　　秋瑾在《贺新郎·戏贺佩妹合卺》中有“人争道郎才女貌，天生嘉淑”之旬，表明她的婚姻理想中也有中国传统的“郎才女貌”的烙印。对于封建时代的男子来讲，所谓的“才”，不仅仅是舞文弄墨，而是要通过仕途进入主流社会的政治秩序中。这本身是符合中国封建时代士人理想的。然而，王廷钧虽有万贯家财，却无缘走上科举之路，与官宦之途无缘。虽然借助金钱的势力在北京谋得了一个职位，但是，他在官场上的表现并不让人满意。王廷均无才同时无德，更让秋瑾倍感失望。在后期弹词《精卫石》的创作中，秋瑾为黄鞠瑞许配了“大腹贾苟家儿子，恰恰的是个纨绔无赖子弟”而为憾，这何尝不是她对自我命运的叹惋!她在写给兄长秋誉章的信中也明确地表露：“呜呼!妹如得佳偶，互相切磋，此七八年岂不能精进学业?名誉当不致如今日，必当出人头地，以为我宗父母兄弟光。奈何遇此比匪，无受益，而反以终日之气恼伤此脑筋。”此外，秋瑾的阳刚气质与丈夫的柔弱秉性形成对比，也是家庭矛盾的原因之一，最终促使她毅然决然地出走家庭，东渡日本，而后走上启蒙与革命的道路。

　　二、启蒙的文学创作

　　家庭革命、女权的平等意识与反清复明的思想等多重因素对秋瑾东渡日本的抉择都有影响，而这些富有强烈时代色彩的意识与思想正是近代文化启蒙的重要内容。所谓“启蒙”(EIllitment)，来源于西语词源，为“照亮”之意。文化启蒙是指对于没有知识、愚昧与蒙蔽的思想意识进行开发。“妇女在社会上、政治上、教育上有和男子同等之权利与待遇”是当时中国“女权”的基本欲求，也是启蒙妇女的目标。日本是传播西方女权思想的中介。在北京已经接受女权思想启蒙的秋瑾，在日本得到了参与启蒙妇女的机遇。

　　在清末民初开启民智的强大话语中，提倡白话文成为文化启蒙的途径。l897年8月裘廷梁在《中国官音白话报》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倡导白话文，试图使民间社会“合理”的语言交际工具获得“合法”的地位，以实现语言在启蒙中的作用。1904年9月，秋瑾到达日本不久，就创办了《白话》杂志。

　　她认为：“欲图光复，非普及知识不可”，乃“仿欧美新闻纸之例，以俚俗语为文，……以为妇人孺子之先导。”创办《白话》是她启蒙思想的实践。同时，她也积极参加知识者们组织的演说会、故事会。这些方式是启蒙民间下层社会的主要方式，这种风气在国内较为盛行，在日本留学生中也比较普遍。发表在《白话>第一期的《演说的好处》一文，是秋瑾在日本留学生演说练习会上的演说稿。该文列举了演说的五种好处，其中第三条为：“人人都能听懂，虽是不识字的妇女、小孩子，都可听的。”这也是其中最为具体的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