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爱国救亡思想溯源

　　爱国救亡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袖和旗帜的孙中山，同时也是千百万爱国主义战士的杰出代表。如果说民族命运的危机感是孙中山爱国救亡思想产生的基础，那么，与西方文化的接触，则启迪并唤醒了孙中山爱国救亡、振兴中华的民族意识。

　　一

　　孙中山爱国救亡思想的产生，是与其所处的历史时代有密切联系的。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内外反革命势力合流、中国人民备受侵略、欺凌和压迫的时期。第一次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以后，中国就从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与此严重的民族危机相对应的是，当时清朝政府的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反动政策，清政府实际上已变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变成了“洋人的朝廷”。这一切的一切，怎能不使每一位爱国主义者感到极大的悲愤？又怎能不激起中国人民为振兴中华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首先应该站在革命的前列。许多人认清了严重的民族危机后，激发起强烈的爱国救亡热忱，又在这以后的革命实践中看到改良的道路无法走通时，就跨进了孙中山民主革命的行列中。

　　孙中山身世的不幸感促使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孕育。据宋庆龄回忆说，孙中山在他和他的兄弟没有成人以前，他的全家住在一间茅屋里。仅仅只是不致挨饿。他幼年吃的是最贱的食物。贫寒的家境，促使他渴望改变现实。卑微的家庭背景所造成的压抑感，曾在少年孙中山敏感的心灵投下了一团巨大的阴影。这种刺激直到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还不无感触地说：“吾自达到运用脑力思索之年龄时，在我脑海中第一疑问题者则为我自己之境遇，以为吾将终老于是境乎，抑若何而后可脱离此境也。”显然，农民家庭出身既使少年孙中山直觉地感到没有凭恃，又迫使他不得不通过个人之奋斗来改变自己的厄运，由此激发出其刻苦学习、探索人生和社会的强大内在动力。正因孙中山“生而为贫困之农家子”，才使他把个人的遭遇和广大人民的苦难联系在一起，最终产生了平均地权的思想。同时，民族命运的危机感，也使孙中山适应时代的需要，勇敢地站出来，迸发了“中国现状之危，我人当起而自救”的强烈呼唤。

　　诚然，孙中山的爱国救亡的思想理论也是经历着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和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确立是孙中山爱国救亡思想理论形成体系的主要标志。它所昭示的目标尽管在内容上有某些局限，但三民主义则是孙中山从建立兴中会以来救国救亡、振兴中华的爱国思想的巨大发展。

　　二

　　西方文化是孙中山“改良祖国，拯救国群之感”的另一个思想渊源。

　　其一，与西方文化的广泛接触，启迪并唤醒了孙中山的民族意识，如前所述，单凭农民家庭出身的孙中山显然还不能成为近代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历史之垂幸于孙中山，在于他曾较早地接受了系统的西方教育。所以，孙中山没有染上中国传统的迂儒思想作风，而养成了视野开阔、思想敏锐、善于吸取中西先进文化思想而熔化为自己思想体系的求实态度。

　　一个国家的长盛与久安，要靠“文化的发扬”和“有很好的道德”。应该说，这是孙中山的远见卓识。他认为，“学问为立国之根本，东西各国之文明，皆有学问购来”，今天，“要想中国进步，不但对于政治，主张要革命，就是对于学问也要主张革命。”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西方的文化是随着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时传入中国的。同时也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思想武器。但是客观上却触动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促使人们走出传统心理的封闭圈子，诱发了对封建文化乃至封建制度本身的最初怀疑，启示了向孙中山等追求祖国富庶的强盛一代志士仁人。面对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孙中山敞开胸襟、上下求索，试图从古今中外的思想宝库中找到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

　　孙中山青年时期，得以在檀香山和香港等地求学，受到十四年系统的西方教育，长期寄居海外的经历，使孙中山在一定程度上超脱于本位文化系统的局限，自外冷静对比，反思中国社会现状和传统文化之不足，作出比较客观的判断和相对正确的选择。孙中山政治上的高瞻远瞩和不乏坦然地向西方学习的勇气，便与此很有关系。

　　孙中山先后到美国、欧洲等地学习，不仅深入研究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而且还接触了社会主义运动学说，考察了英国的社会状况。这样，他从欧美得到了借鉴，解放了自己的思想。

　　三

　　孙中山的一生，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并留下了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他的爱国救亡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也同任何一种新生事物的萌发和形成一样，都是特定社会历史的产物。恩格斯在谈到历史人物动机背后的动力时，有这样一段话：“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广大群众，使整个民族，以及在每个民族中间又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中华民族自古迄今一步一步发展壮大，正是凭借这种来自于广大群众行动起来的动机。而孙中山正是能够符合世界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救亡图存的三民主义，以唤醒民众，推翻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朝政府，建立一个新中国的。

　　（作者系民革长治市委会驻会副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