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孙中山的重要思想

　　自欧风美雨东渐，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严峻挑战。当人们意识到文化危机与民族存亡紧紧联系在一起时，如何正确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就成为我们全民族无法回避的课题。孙中山站在时代高度，放眼世界，经过长期的思考、摸索，对此做出了具有真知灼见的回答。

　　一、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

　　中国传统文化既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又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份厚重财富。对此，孙中山主张我们应分清其中的糟粕和精华，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珍贵遗产。他认为，只要对传统文化充分挖掘、整理，并将其进行创造性的转换，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是可以纳入到新的文明体系的。他认为应挖掘传统文化中的下列内容：

　　1．民本思想。中国古代重民、恤民等一系列民本主义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契合点。这二者尽管有区别，但确有贯通之处，民本主义乃中国的民主思想的先导，是中国古代优秀文化遗产。为此，以民主革命为己任的孙中山主张光大民本思想这一宝贵财富。孙中山素来称道“天视自民视，天听自民听”、“民为贵，君为轻”、“民为邦本”、“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等等这些具有浓厚民本色彩的言论，并将它们按照近代民主观念诠释为把政权公之于天下，让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他倡导弘扬民本思想，目的是阐发其中与近代民主内容一致的成分，寻求近代民主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适合生长的土壤，并广为人们所接受——对中华民族来说，这既久远又有新颖内容的诱人理想——已成为当代华夏大地上的现实。

　　2．政治哲学。我国古代历来重视个人的内在修养，强调人们通过自律、内修，肩负起管理社会国家的重任。这一思想在宋儒那里被推到高峰，并被概括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诚然，作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它理所当然地浸透了封建主义的色彩。但是，孙中山看到如果剔除其封建性，注入新的内容，是完全可以为新的社会所运用的。故而他极力称颂这是中国“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在此思想影响下，孙中山极其重视用新的思想来武装人们的头脑。他认为：国家的基础，建筑在人民思想之上；只要改造人心，除去人民的旧思想，另外换成一种新思想这便是国家的基础革新；国家有了新基础那么别的事情就好办了。他还明确指出“本党之三民主义，便是无形中改造人民思想的”。为此，他不遗余力地宣传普及新文化、新思想，并在百忙中著书撰文。他说：“文著书之意，本在纠正国民思想上之谬误，使之有所觉悟。”当然，孙中山使用内圣外王是在对其进行彻底改造之后，以其为载体，让人们以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去治国平天下。

　　3．弘扬主体意识、强调自强不息的精神。《周易·乾》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对此，孙中山极力倡导身体力行。他曾在《孙文学说》自序中描述自己在革命过程中“精诚无间，百折不挠，满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苦所不能扰。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他还常引《周易·系辞上传》的“慢藏诲盗，冶容诲淫”以及《孟子·离娄章句上》“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的古训，又以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振聋发聩的口号，号召人们挽狂澜于既倒；以古人“人饥己饥，人溺己溺”、“国家之内，一物不得其所，便是我们的责任”的崇高境界广视天下为己任，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他号召革命者要勇往直前，奋不顾身，像陈天华、杨笃生和黄花岗烈士那样，成仁取义，用孟子“所欲有甚于生者，舍生而取义也”的话，教育革命军为了主义而献身。正是在这种精神指导下，孙中山毕生为中国的富强而奋斗，临终时还告诫人们继续努力。

　　4．传统伦理道德中的合理成分。众所周知，伦理道德具有相当的社会政治功能——通过舆论、教育等多种途径规范人们的言行，在调节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方面起着广泛而重要的作用。道德具有显著的阶级性和时代性。我们民族历来重视道德，因而形成了以伦理道德为中心的文化传统，孙中山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他十分强调道德在建立新社会中的作用，认为国家的盛衰在很大程度上系于道德的好坏，在他看来，“有了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因此，他一方面极力主张在建立新的价值体系时，要挖掘、利用传统道德中积极的、有价值的成分，另一方面也严厉谴责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他说“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他进而明确指出了应挖掘、利用的传统道德的具体内容“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伦理道德被统治者和思想家们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志，加工整理成严密、庞大的体系。中国封建道德以尊尊、亲亲为根本原则，宣扬尊卑贵贱、等级名分为主要内容，其实质是维护封建的宗法等级制度，确保封建统治永远延续。因此，从总体来看，它具有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但就具体内容来说，其中也有许多精神瑰宝，尤其在人格完善、道德修养方面；另外，传统道德中一些广为人们所知晓的概念和人们习惯的思维定式也可用作建立新的道德体系的工具。孙中山之所以重视传统道德，主要也是从这两方面考虑的。他本人虽讲要恢复旧道德，诸如忠孝、仁爱等，但只要我们认真仔细地考察其思想，就可清楚地看到他是在对传统道德中的封建思想、内涵进行了彻底的改造，赋予其新的含义后使用的，目的是使人们能较容易地认同、接受新的道德价值观，即所谓的“旧瓶装新酒”，而绝非简单地恢复旧道德。

　　在传统道德中，“忠”主要是指臣子对天子的忠心耿耿，《论语·八佾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孝”也被纳入了政治的范畴，《论语·学而》界定“孝”是“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显见，传统的“忠孝”都是教人要忠诚统治者，维护封建统治。孙中山则对“忠孝”赋予了全新的含义：“忠”就是要“忠于国，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亨廷顿说：“要求人们把自己的对具体和与己直接相关的集团——家庭、宗族和村舍——的忠诚即隶属扩展成为对更大和更抽象集团的忠诚。随着这种忠诚范围的扩大，人们就会愈加依靠具有普遍性而非个别性的价值观，衡量个人的标准是其成就，而非其地位。”“仁爱”在古代的主要内容是指对他人要爱，并提出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为人原则。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把它转化为行动时，则强调要遵循由己及人、由亲及疏的原则。可见仁爱也是有差别、秩序的。孙中山则以近代思想来解释它：仁爱就是博爱，“博爱云者，为公爱而非私爱”。进而将“仁”划分为：救世、救人、救国三大类。这完全超出了古代仁爱中狭隘的血亲宗法关系范畴，显示了孙中山救国救民的博大胸怀和恢弘气度。关于“信义”，主要是讲做人之道，但其着眼点主要还在于维护剥削阶级的政治关系。孟子说：“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孙中山在使用“信义”时，剔除了其中的封建等级性，强调任何人和国家做事都要讲信义。

　　二、摒弃传统文化中的糟粕

　　孙中山十分重视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作为一个伟人和思想家，他并非像国粹派那样死抱传统、故步自封。他一再告诫人们对传统文化中的消极腐朽因素要彻底批判、清除，力戒其负面影响。他曾公开说孔孟之言也未必全都合理，他们也应接受理性的审判，并把反封建的利剑直刺维护封建专制的纲常礼教。他说：“我国数千年来的圣贤明哲，授受相传，皆以为天地生人，固当如是，遂成君臣主义，立为三纲之一，以束缚人心。此中国政治所以不能进化也。”他还向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积淀下来的皇权思想发起了猛攻。他尖锐指出：“中国历史上的战争都是为争当皇帝。太平天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洪秀全他们那一班人到了南京之后，就互相争皇帝，闭起城来自相残杀。”由以上几方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孙中山在清理文化遗产时严谨而科学的态度和对理论及现实深刻的洞察力，他对传统文化中糟粕的批判切中要害，旗帜鲜明。这对于一个以圣人崇拜、礼教治国、皇权至上弥漫而闻名于世的国度来讲，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孙中山在行动上也自觉与种种文化糟粕中滋长起来的陈规陋习作斗争。在他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短暂时间里，为根除封建陋俗，主持颁布了一系列禁绝鸦片、剪辫、禁止贩卖人口等法令。他还自觉抵制封建宗法观念浸染，严词拒绝了关于任命其兄孙眉为广东都督的提议，指出：“粤都任重才浅肆应，决非所宜。若为事择人，则安置军民，办理实业。”

　　三、在博采中外文化之长的基础上，创建新的政治文化

　　孙中山主张要在博采中外文化之长，结合中国实际的基础上，创造一种崭新的文化，使中国文化产生质的飞跃，把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的政治文明推到新的水平。他曾充满信心地说：“夫以世界最古、最大、最富于同化力之民族，加以世界之新主义，而为积极之行动，以发扬光大中华民族，吾决不久必能驾美迭欧而为世界之冠，此固理有当然，势所必至也。”十月革命后，他又把关注的目光由西方转向苏俄，开始悉心研究苏俄的新制度、新文化，并在晚年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主张，就是其一贯力主用人类最先进的思想文化重构中华最新之文明的真实写照和身体力行的实践。诚如他所说：“三民主义，是集合中外的学说，应世界潮流所得的。”“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正是由于其在对待文化问题上的正确态度，因而形成了中国近代最为先进的救国救民理论，他所创立的三民主义学说才能超越从鸦片战争以来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中体西用”、“五四”时期彻底反传统、全盘西化的思潮，把近代以来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处理与西方文化间的关系、重构中国的政治文化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研究推到了新的高度，并且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

　　在此，仅就其创立的五权宪法加以论述。五权宪法是孙中山政体理论的核心内容。众所周知，三权分立是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反封建专制而取得的积极民主成果，是其普遍采取的政体形式，被近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奉为圭臬。但孙中山仍冷静地分析了其利弊，结合中国国情和传统对其进行了改造。其具体设想是：在西方普遍实行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的基础上，再加中国古代的考试权和监察权。当然，他增设考试权和监察权并非机械地简单照搬，而是把这五权作为一个完整有机的体系加以考虑，希望这样能使整个政体机制更合理、健康地运作。孙中山认为增加考试制度才能严格、公正地选拔人才，使有真才实学的人走上领导岗位，这样才能提高国家的决策、管理水平，以杜绝政府换届时，各政党在分肥过程中所出现的泥沙俱下、鱼目混珠，国家大权被无德无才的投机政客所把持的现象。至于设立监察权，则是为了保证政府能更好地按照人民的意愿办事，忠实地履行其职责，以改变三权分立制下政府专权，议会对其监督作用难以切实、有效发挥的状况。孙中山说像美国那样典型的三权分立国家，监督权主要表现为弹劾权，但把弹劾权“付之立法上议院议决，上议院三分之二载可，此等案件开国以来不过数起”，可见这种监督方式漏洞太大，官员中大量的违法乱纪行为不能得到应有的处罚。因此，他主张恢复中国古代的御史制度，由于御史的设立“上自君相，下及微职，做儆惕惶恐，不敢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