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的政党政局(2)

　　同盟会改组

　　在辛亥革命的准备过程中，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并未认真讨论和研究过起义成功以后同盟会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由于同盟会对以后的变局缺乏应有的精神准备和明确的应付方针，更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所以在武昌起义后，同盟会内部在认识上就出现了严重的混乱。这不仅表现在章太炎于1911年12月4日公开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而且表现于像刘揆一这位曾一度担任同盟会庶务干事并代理总理职务的重要人物，也在12月8日发表《布告政党请取消从前党会名义书》，提出同盟会、宪政公会、宪友会、辛亥俱乐部应一律取消，主张“自今以后，务皆以提倡共和民主政体、组织中华民国政党为共同统一之宗旨”，凡从前所设立党会“应一律取消，化除畛域，共建新猷”（《神州日报》1911年12月8日）。同盟会当时在上海的一些领导成员，如宋教仁、张继、景耀月、陈其美、谭人凤等，也持类似主张。他们认为同盟会一直是处于秘密状态的革命组织，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不利于团结新加入到共和行列中来的许多原立宪派人士，所以有的公开主张取消同盟会，有的主张选择其中的稳健分子，另组政党，公开活动。

　　孙中山不同意这些主张，他在归国后的第五天即12月30日召开了同盟会本部临时会议，在沪的各省分会负责人参加这次会议。会上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同盟会意见书》，批判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强调“今者汉阳复失，虏军尚在，胜败之数，未能逆料”，同盟会“必先结合，以成坚固不拔之群”，才能“广其结纳，罗致硕人，以闳其力”，完全实现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78、579页）。孙中山这次对同盟会的整顿，虽有成效，但依然没有能够显著改变同盟会日趋涣散的局面。

　　民国成立后，共和思想勃兴，到了2月底3月初，出现组党热潮，在涌现出来的许多政治团体中，以立宪派人为主体，吸收部分旧官僚和从革命派中分离出来的革命党人所组成的政团，占了很大的比重。它们的基本立场是拥袁反孙，这对同盟会自然十分不利。同时，袁世凯即将取得临时大总统的席位，同盟会将成为在野党，它必须考虑如何巩固自己，加强对袁的监督，使袁遵守《临时约法》，以确保共和制度。这时，孙中山和黄兴等人深感加强同盟会的组织，使它成为全国性大党的必要，并指定居正等负责改组大会的筹备工作。

　　3月3日，同盟会在南京召开本部全体大会，到会者有四五千人。大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黎元洪为协理，并选举胡汉民、汪兆铭、张继、宋教仁等为干事，宣布同盟会正式改组为政党。大会宣布改组后的同盟会的宗旨为“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决定大为扩张，以完成民国之一最大政党”，并号召各支部“实力推广，以张党势”（《民立报》1912年3月5日）。同盟会改组为公开的政党后，发展迅速，“不数月间，而会员增至十数万人，支部遍于十八行省”（《天南日报》1912年8月19日）。但是，随着组织的迅速发展，一批旧官僚、政客和投机分子也被拉入。

　　虽然同盟会主要领导人孙中山、黄兴和宋教仁等人，对袁世凯存在着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做了许多妥协，但总的来看，改组为政党后的同盟会，在为挽救民主共和国与袁世凯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在宣传民生主义、揭露袁世凯破坏《临时约法》搞专制独裁、增强人们的共和观念、激发人们的民主精神等方面，还是表现出其革命性的。

　　同盟会改组后虽然还保持着革命精神，但它在维护共和与袁世凯的斗争中，并没有能作为一个组织发挥有力的作用。孙中山、黄兴虽被选为总理、协理，但他们并未真正负起领导责任。孙中山当时认为只从政治上着手不能解决问题，他的精力主要放在发展实业和建筑铁路方面，放松了对同盟会的领导。黄兴则忙于南京留守府裁军事务和发起国民捐以抵制袁世凯大借外债上，也不注重“党事”。至于受孙中山委托肩负协助总理、协理管理全面会务工作的总务部主任干事汪兆铭，先是辞职不就，后又放洋出国。代理主任魏宸组又自感难孚众望，对会务缺乏热情。这样，同盟会像改组前一样，没有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这就决定了它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内部意见分歧，步调零乱，不能发挥应有的战斗力。

　　共和党成立

　　共和党是1912年5月9日在上海正式成立的，黎元洪被推为该党理事长，张謇、章太炎、伍廷芳、那彦图等人为理事。它由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等五政团合并而成，是南京参议院北迁后，在北京参议院中实力最强的两大政党之一，其地位仅次于同盟会。共和党的纲领包括党义三条，政纲九务。其党义三条是：①保持全国统一，取国家主义；②以国家权力，扶持国民进步；③应世界大势，以平和实利立国。三条中第一条国家统一主义是核心。所谓国家统一主义，“就是一切政事都从全国统一着想的意思”。其九条政纲是：①厘正全国行政区域；②融合民族，齐一文化；③采用社会政策；④整理财政，平均人民负担；⑤整顿金融机关，发达民国经济；⑧整兴海陆军备，取足巩固国防；⑦普及义务教育，振兴专门学术；⑧力谋全国交通；⑨维护国际平和，保全国家权利。

　　由于共和党人“取国家主义”，幻想依靠袁世凯来建立有力的中央政府，所以它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斗争中，实际上是与袁世凯结成联盟的。在革命党人和袁世凯之间环绕着是民主法制还是专制独裁的一系列问题上，共和党人处处呼应袁世凯，与革命党人作对。共和党人与袁世凯结盟的目的，本意是想托庇于他以发展自己的势力，待自己力量壮大后，实现自己执政的夙愿，或者取得与袁世凯联合掌权的资格。可是实际上，这完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并为随后政局的演变所印证。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