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革命与“西北”建设——黄兴“振兴中华”的历史道路

辛亥革命网 2017-07-12 16:59 来源:《西北民族论丛》第14辑 作者:王鹏辉 查看:

清末黄兴确立在湖南“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的区域联动革命道路,辛亥革命后,他展开西北边疆的国土规划和社会民生的建设事业,东南中国的革命和西北中国的建设构成黄兴振兴中华的

  19世纪70年代以降中国陆海边疆危机日渐深重,国家生死存亡的历史命运迫出了社会的革命思潮。黄兴(1874—1916),字克强,是中国近代杰出的爱国者和民族民主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一生与孙中山知交,时人以“孙黄”并称。黄兴为“振兴中华”而奋起,成长为辛亥革命的领袖人物。章太炎在祭奠黄兴的挽联中评价说:“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1]他一生劳累奔波于革命实践的前线,与孙中山号称“开国二杰”,成为中华民国的创建者之一。黄兴最初策划武装起义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受孙中山影响转移到边远地区。[2]学术界研究黄兴的革命功绩成为热点,并涉及黄兴历史世界的方方面面。[3]然而,黄兴在革命建国的历史潮流中如何界定国家的边疆主权和领土范围,在现代中国的国家建设规划中如何对待非汉族群聚居的边疆社会,仍是富有意义的历史命题。在晚清革命党人的革命方略中,边疆因素与革命运动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黄兴身为同盟会和辛亥革命的重要领袖,其制定并实施的革命方略与国家建设规划与边疆有何关联,边疆到底扮演了何种角色,具有何种历史地位?学术界指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方略为边疆革命,[4]而黄兴追随孙中山的边疆革命方略并具有自己的实践特色。[5]黄兴虽然拥戴孙中山的革命领袖地位,贯彻执行孙中山的东南沿海边疆革命方略,但黄兴的革命方略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与时调整。本文探讨黄兴在国家疆域空间结构中洞观全局的边疆革命和国家建设规划,呈现其从边疆深入堂奥的革命方略和包容非汉族群聚居边疆的国家建设方略。

  一、雄据湖南的革命道路

  黄兴出生于湖南善化县,自幼接受良好的中国经史子集传统教育,后又进入湖北武昌两湖书院学习,从旧学进入新学的境域。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十四日(1900年5月12日),黄兴被张之洞短期派往日本留学军事。[6]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1900年6月19日),黄兴在日本写信给两湖书院监督黄绍箕,极为关注国内八国联军侵华的局势,“回首西瞻,欲东南半壁之持,其惟张师帅与刘岘帅二人乎”![7]把长江流域的防卫寄希望于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黄兴在日本勤学军事,向黄绍箕表明自己“常存此亡国亡种之心,则气自愤,天下之事皆可任也”。[8]庚子国变的存亡危机引起黄兴救亡图存的爱国意志,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败被杀则激发了黄兴对清政府专制恶毒之痛恨。

  1902年6月,黄兴再次被派往日本留学,进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学习。黄兴新学日进,在日本留学生群体中立宪与革命的思想氛围中逐渐倾向革命。1903年的俄国妄图侵占东北边疆的边疆危机激发了黄兴革命救亡的决心,慨然认为“中国大局,破坏已达极点。今而后惟有实行革命,始可救危亡于万一耳”。[9]黄兴于1903年回国后在长沙明德学堂任教,担任地理和博物课程的教学,对地图非常注重,并使用地球仪授课。学生人手一册地图,并请黄兴题词,其中的一些题词如“若人如马亦如班,笑履壶头出玉关”,“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汉家烟尘在东北”,“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今也日蹙国百里,呜呼哀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10]黄兴自己解说题词中的马是指马伏波(马援),班是指班定远(班超),壶头山就在沅陵和桃源相连的地方,马援曾在壶头山驻过兵,玉关就是玉门关,班超扬威西域,就在玉门关外。[11]中国古史中的边疆知识反映了黄兴国家疆域空间观的边疆视野。1903年底至1904年初,黄兴在湖南长沙创建华兴会,初步形成自己的革命方略。黄兴在华兴会成立会议上就发动起义的地点指出:

  则是吾人发难,只宜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然使湘省首义,他省无起而应之者,则是以一隅敌天下,仍难直捣幽燕,驱除鞑虏。[12]

  黄兴树起反满革命的的旗帜,确立了汉族族裔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立场,在成立华兴会后即采取革命行动,策划在长沙武装起义,派宋教仁等赴湖北活动响应。另外,又派人前往江西、四川各省策应。长沙武装起义因事机不密而失败,黄兴逃亡日本。

  黄兴在湖南长沙筹划起义除了乡土因素外,自有其空间观念的基础。湖南人刘道一1903年在长沙加入华兴会,1905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1906年回国发动军队和会党力量起义。1906年萍浏醴起义爆发后,刘道一在长沙被捕,12月31日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1907年黄兴在东京哀悼写就挽诗有言“英雄无命哭刘郎,惨澹中原侠骨香”。[13]黄兴把湖南地带视为“中原”,可见清末国家疆域中传统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在黄兴的空间观中南扩至湖南。即便中华民国的北京政府成立以后,黄兴1912年6月30日在中国同盟会上海支部夏季常会上代表孙中山演讲,仍然认为“今日政治中心虽在北京,而实在长江流域”。[14]可见,黄兴等革命党人洞察到长江流域已经是新的“中原”政治中心。黄兴在日本受到孙中山边疆革命方略的影响,加之萍浏醴起义失败的刺激,黄兴的革命方略从“中原”转向边疆。黄兴、宋教仁1907年在日本东京同盟会总部策划在东北举行边疆革命。宋教仁先期进入东北活动马贼,林伯渠被派往东北配合宋教仁进行边疆革命,[15]而黄兴则赴香港策动东南沿海边疆的再次起义。

  二、东南沿海边疆革命的实践

  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的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团体成员为骨干成立了中国同盟会,黄兴被推举为负责执行部的庶务。同盟会的政纲为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黄兴与孙中山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立场上取得高度共识。1906年秋冬间,黄兴与孙中山、章太炎等人一起制定了指导全国革命起义的纲领《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确立了革命起义地点集中在广东、广西、云南三省边疆地带的东南沿海边疆革命方略。随后,黄兴具体负责指挥了1907年9月的广西防城、钦州起义,1907年12月的广西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的广西钦州、廉州、上思起义,1908年4月的云南河口起义,但都归于失败。黄兴1909年4月至5月间有两首诗作,其中一首赠予福建同盟会福建分会会长方声洞“飞扬遥想汉将军,下马还书露布文。风卷黄沙歌出塞,燕然山畔纪功勋”。[16]另外一首为“破碎神州几劫灰,群雄角逐不胜哀。何当一假云中守,拟绝天骄牧马来”。[17]黄兴依然从中国传统疆域结构中的边塞典故中吸取精神力量,力图推翻满清创建中华民国。

  1910年初同盟会南方支部筹划广州新军起义,黄兴前往香港主持。2月12日广州新军起义发动,随后失败。4月28日黄兴致宫崎寅藏的书信中表示:“弟拟于北京及南京两处图之,较之广东之偏于一隅,则更有进也。”[18]黄兴反思东南沿海边疆革命的失败,促使他图谋以清王朝首都为起义地点的“中央”革命。但在孙中山的坚持下,黄兴继续实施东南沿海的边疆革命方略。1910年3月,孙中山在民国洛杉矶与荷马李等商议大规模反清起义方略。因借款事需要确认孙中山为革命党公认之领袖,黄兴与赵声研究后回复孙中山陈述了自己的起义方略。黄兴认为“广东起义必可由省城下手,且必能由军队下手”,其他省份在于“扰乱满洲”,[19]着重联络长江一带的军队和会党,总机关需要吸收各省同志,以备调和省界。广州新军起义再次失败,黄兴等人继续策划在云南、广州一带发动起义。1911年1月11日,黄兴为筹集资金请求暹罗同盟会把储存的款项拨归香港统筹使用。其中,黄兴对当时中国的边疆危机形势一目了然:

  日并高丽,而与强俄协约,满洲、蒙古势已不保。英窥其隙,今已进兵卫藏,置防缅边,西鄙之亡,又可日计。德之于山东,法之于云南,铁路所过,蹂躏无完土。[20]

  清王朝形势完整的陆海边疆已经被帝国主义列强破坏殆尽,黄兴所看到的边疆残局已经逼近国家灭亡的边缘。黄兴痛斥满清政府的醉生梦死和昏不知觉,发动推翻清廷的革命日益迫切。1911年2月,黄兴写给武汉中部同盟会居正的信中,具体说明了革命党起事的边疆战略规划:

  吾党举事,须先取得海岸交通线,以供输入武器之便。现钦、廉虽失败,而广州大有可为,不久发动,望兄在武汉主持,结合新军,速起响应。[21]

  黄兴追随孙中山的两广为中心的东南沿海边疆革命方略,希望身在武汉的革命党人予以响应。黄兴经过多年的边疆革命实践,越来越强调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与两广为中心的东南沿海革命的联动。

  黄兴所筹划的东南沿海边疆革命背靠南洋和美国华侨捐款,同时也顾及长江流域的革命规划。黄兴在筹备广州黄花岗起义时,谋划在长江中下游流域以武汉和上海为中心设立机关,上海由郑赞臣主持,联络安徽、江苏和浙江三省,武汉由居正主持,联络湖南、湖北两省,并派谭人凤携款北上到武汉和长沙设立机关。[22]1911年3月6日,黄兴与赵声、胡汉民写给加拿大域多利(维多利亚)华侨洪门团体埠致公堂的信中进一步明确:“规划以两粤为主,而江、浙、湘、鄂亦均为布置。”[23]1911年4月27日的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兴在致加拿大同志书中通报了革命党人起义的全盘战略:“当时以广东为主动,而云南、广西、湖北、湖南、江南、安徽、四川、福建、直隶数省为响应,各处皆有党人在新军中预备反正,拟广东一得手,则以次续起。”[24]革命方略以广东为重心的理由在于“因广东财政充足,交通利便,各种形势为天下最,抑且极宜于建立军政府之地也”。[25]黄兴执行的依然是以东南沿海边疆革命为中心的战略,长江中游的中原及华北都是响应东南沿海的边疆革命。其中,唯一的北方省份直隶能够响应支援的因素在于“直隶第六镇有吴六徵(吴禄贞)为镇统,密召其心腹同志于各省,使到其军为臂助”。[26]黄兴与吴禄贞在长沙一别再无谋面,仍然把长期在清廷任职的吴禄贞当做潜伏的革命力量。

  广州黄花岗起义的失败对黄兴打击沉重,几乎心灰意懒,动摇了继续在东南沿海发动武装起义的意志。宋教仁则提出了新的革命方略“在边地进行为下策;在长江流域进行为中策;在首都和北方进行为上策”,[27]在长江流域进行革命的中策得到11省区同盟会分会负责人的赞同,随后与谭人凤、陈其美等人于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长江流域的革命形势渐趋成熟。黄兴在1911年10月3日的“复同盟会中部总会书”中表示赞成,并在1911年10月5日的“致冯自由书”中解释东南沿海边疆革命的理由:

  前吾人之纯然注重于两粤而不注意于此者,以长江一带,吾人不易飞入,后来输运亦不便,且无确有可靠之军队,故不欲令为主动耳。今既有如此之实力,则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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