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继尧不是重九起义的发起人

　　1911年唐继尧虽然参加了辛亥革命，然而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乏善可陈。近几年云南新闻媒体常常夸大其词宣传唐继尧，有人甚至发表文章说唐继尧领导重九起义，因难以摆平蔡锷的领导地位，于是改称唐为领导人之一，然而这个领导人偏偏没有起到领导作用，于是又改称为重九起义的发起人。本文根据唐继尧的真实表现，简略梳理唐是怎样卷入辛亥革命旋涡的。

　　一 、唐继尧自幼受的教育是升官发财成为人上人

　　唐继尧的先祖由鄂入滇，九传至唐嘉猷，“岁贡、副榜、武举及廪增、附监指不胜数”。唐嘉猷是唐继尧的祖父。“清廷连年镇压云南民间武装，军费开支巨大，因唐家田多，所以摊派也重。”镇压农民起义，保卫清王朝的统治，当然是唐家不容辞的责任。唐嘉猷三儿子唐学曾所生的唐继尧，有人写书称他为“出生于一个两代抚孤，世称双节，勤于功名的书香门第[注：刘光顺《唐继尧评传》，《唐继尧研究集》第14页至16页，1996年11月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而该书上的记载是唐继尧有一个弟弟三个妹妹，人丁兴旺，1912年3月4日唐继尧颠复贵州辛亥革命政权自己当上贵州都督时，其父母都还健在，唐的祖宗几代人都不是孤儿，所谓两代抚孤世称双节实乃溢美之词。

　　唐继尧的家庭教育确实是热衷于功名利禄，醉心于升官发财，父母教育唐继尧要象蛟龙驾雾飞黄腾达，成为统治者，成为人上人。唐继尧的叔父唐学闵就是这种家庭教育的牺牲品，唐学闵考中举人，“入京功名心重，抑郁更甚”，终于病重去世。唐继尧从小就在这种家庭影响下成长，无怪乎当他飞黄腾达成为云南都督后，“专尚浮华，举佞错直，封建思想异常浓厚，以帝王仪式自慰[注：高蕴华《护国靖国两役中遗闻轶事》，《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380页]”。

　　唐继尧尚未娶妻时，唐家就购置了四合院，使用童仆幼婢。唐氏封建家庭的奢侈，与挣扎在生死线上的饥饿百姓形成鲜明对比。唐氏在会泽县有没有仗势欺人、鱼肉乡里的行径呢？现因年代久远，受害的农民都死光了，并且现在唐继尧已被某些人吹捧成了人民英雄，也就无人谈得清楚这问题了。还有人写文章说唐家“有德行”，说红军长征路过会泽时对唐家“给予善待”。可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徐文烈副秘书长证实，红军到达会泽时遇到敌人抵抗，红军把炮架在山上，吹冲锋号攻下县城：

　　“红军进城后抓到了伪县长杨茂章和有几千亩田的大地主刘善初（唐继尧的舅父），他两个罪恶很大，曾破坏过会泽地下党组织，杀害了地下党领导人蒋永尊等同志。红军决定对他们进行公审。开公审大会是在一个很大的广场上，用七八张八仙桌搭起台子。那样人山人海的群众场面，叫做革命洪流，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的。从乡下来的老百姓背着背箩口袋，四城门的群众呀，川流不息地装粮、背粮。当时，组织上要我参加公审刘善初、杨茂章，说我是本地人，讲话群众听得懂。我在公审大会上，号召群众揭发杨、刘压迫和剥削老百姓的罪恶。我说，对于这两个坏家伙，群众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老太太，她站在最前面，很气愤的样子，揣着一把剪刀，说刘善初是吃人、害人的、要杀掉他。这样热烈的场面真是无法形容。我们根据群众的要求，后来把这两个家伙判处死刑处决了[注：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整理《家乡人民爱红军——－访问老红军徐文烈同志》，1986年10月30日《云南日报》第三版]。”现在有的人把反对共产党的唐继尧，与会泽县的共产党烈士相提并论，令人难以理喻。

　　二、 一个离心离德的同盟会员

　　清朝末年，清政府为了培养效忠于封建统治的人才，派遣大量青年赴日本留学。青年们到日本后不可避免地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则是清政府始料未及的。唐继尧娶妻后到日本留学，周围的留学生纷纷加入同盟会，唐继尧也被卷进革命潮流，跟随别人加入了同盟会，但他不敢用真名登记，而用“唐锟东川”的化名，以便在形势恶化时留条后路。

　　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发布了《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不仅限制留日学生的活动，而且竟把中国和亡于日本的朝鲜并列，完全暴露了它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我国留学生悲愤填膺，万余学生抗议罢课，并分批启程回国，就连未参加同盟会的大部分留学生都发出了怒吼。同盟会员陈天华愤而蹈海，想以此唤醒浑浑噩噩的中国人，打消人们对帝国主义的幻想，激励留学生坚持斗争夺取胜利。

　　唐继尧对留学生的爱国行动持反对态度，甚至号召留学生安心学习“万勿相率回国，以至半途废学”，反映出唐继尧的革命觉悟直到此时仍然非常低，就连陈天华牺牲自我的悲壮行动都不能唤醒这个名义上已加入同盟会的唐继尧，唐继尧的心思是学而优则仕，飞黄腾达当大清朝的官，与同盟会宗旨相去甚远。现在有人为唐继尧这种行为辩护，进而批评陈天华的行动是“轻于一掷并不可取”，似乎麻木不仁地容忍帝国主义宰割，比革命者呐喊反抗还好。鲁迅先生的文章《娜拉走后怎样》曾这样分析中国改革之难：“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

　　1908年同盟会发动哥老会民众举行了云南河口起义，留日学生在东京神户派人前往实力支援。而唐继尧又持反对态度，以所谓“稳健主义”反对“激进派”。反对支援已经爆发起义并处于危急之中的革命志士，唐的德行与同盟会的革命行动相背离。事后一些积极支持起义的学生被革除官费，怀疑是唐继尧“禀揭”告密所致。对于这个问题，护国运动后唐继尧的金兰兄弟庾恩旸写了一本《再造共和唐会泽大事记》，为唐继尧歌功颂德，但仍然回避不了“禀揭”这件事，庾为了在同龄人中替唐继尧辩解，在不得不叙述此事以后，就只好加了一句：“历时既久，见其热忱救国，所为不类，前疑始解”。

　　唐继尧在日本留学期间的表现，很难说他是一个合格的同盟会员，这时期唐继尧的诗《仲春大雪》道破了内心的隐秘：“百卉争春太不平，梨花浓重柳花轻，大公最是寒天雪，点缀乾坤一样清[注：引自《唐会泽遗墨》，无印刷日期和地址，书前扉页有章太炎1928年５月的题签。此诗创作的日期不明，手稿注明为“少年时作”。郭兴良《论唐继尧的诗》认为是写于1908年]”。

　　“点缀”的结果不是多姿多彩，也不是银妆素裹，却是点缀得“清”了，乍一看，似乎说得很蹩扭，仔细看看，原来这是唐继尧以诗言志。因自己尚未象某些人那样获得高官厚禄而愤愤不平，希望朝廷公平地进行社会地位和财富的分配，以便让唐也沐浴皇恩。诗中最醒目的字眼就是这个“清”字，清朝的读书人都非常明白，写诗作文特别敏感的就是“明”、“清”之类可能被解释为朝代名称的字。

　　清朝的文字狱是历史上最惨烈的，据不完全统计，顺治朝18年间文字狱至少有5起，康熙朝61年间文字狱至少有11起，雍正朝13年间文字狱约有25起，乾隆朝60年间文字狱在135起以上。获罪者不仅有官绅名士，而且有地位低下的诸生及初识字的平民，甚至游民、郎中、樵夫、商贩、菜农、游僧等芸芸众生，都难逃文网[注：胡奇光《中国文祸史》第125页－2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第一版]。

　　清朝的文字狱是读书人头上悬着的一把飞剑，随时都可能会砍下来，身为大清朝秀才留学生的唐继尧，深谙清字的奥妙。他诗中表达的意思就是要使天地乾坤都被大清朝稳稳当当地笼罩。有的人不理解为什么身为同盟会员的唐继尧在关键时候就反对同盟会的革命斗争，我们从这首诗中可以找到答案。

　　现在的人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才编印的《唐会泽遗墨》、《东大陆主人言志录》等诗文，来表示唐继尧留学期间就有这种思想观点，却不考虑一下那些诗文在编印时所标注的写作时间是否真实可靠。当民主革命成为社会潮流的形势下，唐继尧发表文章时对文字弄虚作假的本领是很高明的（例如1915年8月袁世凯才组织筹安会，9月才派何国华到滇授予唐继尧一等勋位，12月21日袁才对唐继尧封侯，而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258页反映出唐继尧早在1915年7月就能未卜先知地写出“热血不禁真爱国，冷心翻笑假封侯”的诗句）。

　　唐继尧与同盟会越来越疏远，从日本回国后，对清政府效忠卖力，“不辞劳瘁，凡所献替，多为大府嘉纳[注：庾恩旸《再造共和唐会泽大事记》，1917年云南图书馆发行]”。唐忠实执行大清朝的政策，对反清的洪门哥老会群众充满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