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元勋蔡锷的倾世之恋究竟是谁？

　　最近，笔者在搜狐号“历史人物志”上看到《民国国葬第一人——共和名将蔡锷和小凤仙的倾世之恋》一文。匆匆读后明显感到，此文所述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在这里，还是先交代一下蔡锷与小凤仙的交往和离京赴滇发动云南起义的背景吧。

　　1915年8月中旬，蔡锷与梁启超等人的“天津密会”确定反袁计划之后，梁启超依计而行，迅速于8月20日撰成洋洋万言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并于9月1日遵照“古人以道事上之义”，将该文录写呈袁世凯“钧览”。袁世凯先是派人送去20万元，企图收买梁启超，后又以枪弹相威胁。梁启超置袁世凯的利诱威胁于不顾，毅然于9月3日在上海《大中华》杂志第八期上发表此文，驳斥了筹安会所鼓吹的“与其共和而专制，孰若君主而立宪”和“选举总统时易生变乱”等复辟滥言，提出了在共和制下“君主国体难以规复”的著名论断，表达了自己维护共和、反对复辟帝制的态度。文章发表后，京、津各报争相转载，传诵一时，在全国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间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蔡锷则按照“天津密会”制定的策略，“深自韬晦，勿为所忌”, 一方面于8月25日，约集袁世凯心腹、参谋次长唐在礼和其他在京高级军官蒋方震、陈仪等12人举行赞成帝制的签名活动，并亲笔书写“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署名于后八月二十五日”题款一行，带头签上“昭威将军蔡锷”六字。9月1日参政院开会，蔡锷又与沈云沛、周家彦等人请愿改变国体。蔡锷“积极赞成”帝制，果然得到袁世凯的重用，“会段祺瑞辞统率办事处职，袁世凯委蔡兼充段遗缺”，从而成为袁世凯核心机构成员。另一方面，蔡锷佯装胸无大志、无所作为，与一些朋友“在一块儿便打牌吃花酒，做成极腐败的样子”，并涉足京中八大胡同，以松懈袁世凯的警惕。此时，蔡锷的老部下、前云南第二师师长李鸿祥也已调京任懋威将军，与蔡锷往来密切。对于这些情况，他是这样说的：“—日在妓馆设筵，有客挥条召来扬州班(实为云吉班——引者)雏妓小凤仙，年方十四五，貌非甚美，而歌喉宛转。伴媪自称女母，临时殷勤请我召女。越日，我叫条，蔡锷见小凤仙能唱，征我同意转条。”这说明，蔡锷与李鸿祥一起去云吉班听歌,发现小凤仙唱得不错,征李同意“转条”于他的。 由此，蔡锷平日故意常与小凤仙往来密切，饮酒看花，终日作乐。待一切按计划安排就绪之后，蔡锷便适时以治病为由，向袁世凯请假去天津治疗。

　　蔡锷到天津治病，并非第一次。1914年5月蔡锷患严重肠胃病，曾到天津治病一个多月。袁世凯还曾派员前往慰问并赠珍贵食品多种。因此对于蔡锷的请求，袁世凯立即批令同意。就这样，蔡锷从容地由北京到天津，再由天津赴日本，又由日本转赴云南，发动反袁护国战争。当然，后来沿途历尽艰险，此为后话。

　　再说，蔡锷当时身任将军府将军、参议院参政、经界局督办、统率办事处办事员、国防会议副会长等要职，又是袁世凯的“红人”，去天津治治病且有袁世凯的批令，还用得着偷偷摸摸吗？

　　关于蔡锷出京的情况，后来有关蔡锷的电影、戏剧和小说，为了吸人眼球，都“创作”了惊险的情节和小凤仙的帮助，并衍生出所谓蔡锷与小凤仙的一段恋情，大事渲扬。但这些毕竟为艺术创作，并非历史真实。所以，100年来，有关蔡锷和小凤仙之间并无恋情和小凤仙并无掩护蔡锷脱险的文章，真可谓史不绝书。下面仅说说常见的几则史料：

　　1916年9月，蔡锷赴日就医之前说：袁世凯帝制自为之时，“锷在京师，间数日辄一诣天津，造先生之庐，谘受大计”。梁启超也说，当时蔡锷“总是每礼拜跑一趟天津”。这就是说，蔡锷其时往来京津之间并无障碍，完全用不着偷偷摸摸，更无什么险要脱！

　　同一年，曾辅佐蔡锷而任经界局秘书兼评议委员会委员的周钟岳也明确地说：“外间所传蔡公借小凤仙以脱身，及故与其夫人反目以脱身出京等等，视蔡公为神出鬼没之人，语多滑稽，颇足以诬蔑蔡公人格。”

　　1944年底，蔡锷当年涉足京中八大胡同一事还曾引起过一场轰动一时的笔墨官司。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44年11月下旬，云南首义护国讨袁二十九周年即将到来之际，1938年10月由南京迁滇的《朝报》总经理王公弢在该报12月28日连载的长文《云南护国起义之纪实》之《蔡松坡入京后为袁世凯所监视》一章说：“经界局原系空头之冷衙门，何来公事可办?故蔡在京，每日除与友逛娼寮，赌博饮酒，以求消遣外，其余皆受密探之监视，其生活已与遭囚之犯人实一样。”

　　此时，时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副院长的周钟岳恰好刚从重庆回到昆明休假，看到王公弢的这篇文章后，非常气愤，于是，顾不上风尘仆仆，立即动笔撰写短文《斥王公弢之妄言》，发表在12月31日的昆明《正义报》上。文中，周钟岳对王公弢之说提出质问：“予时在松坡先生幕府，见其治事甚勤，安有如公弢所言，惟逛娼赌博，以求消遣之事！”周钟岳还指出，王公弢的原意，在于“形容蔡松坡先生受监视，故娼赌以自韬晦”，但实质上，是贬损了蔡氏的人格！他说，报纸诬蔑活人，生者还可以置辩，而损害已故者，就将使死者“含终古不白之冤”，这实在是新闻记者“最不道德之事”。最后周钟岳表示，“为尊重先烈人格计，亦恐后人蹈公弢以讹传讹的覆辙，视松坡为狂嫖滥赌之人，此实侮辱先烈过甚，故略作数语诤之”。次年元旦，王公弢在《朝报》刊登《上周副院长书》，以晚生自称，对周钟岳的“指教、纠正”，表示“非常感激”。

　　1963年，当年在京中将小凤仙“转条”于蔡锷的李鸿祥也有感于“近数十年的史实，每有凭私见而臆造者，或不加研究而因袭错误记载者”而对蔡锷与小凤仙之事又作了补正。他说:“适蔡患喉疾，发音嘶哑，乃托辞拟赴天津入日人所办共立医院治病，向统率办事处请假一星期。韩凤楼(原滇军旅长兼云南讲武堂堂长，时任袁政府参军)在家为蔡饯行，饭毕韩与我送蔡至前门车站，登火车赴天津。小说《繁华梦》与影剧《自由之花》描写蔡与小凤仙故事，皆与事实有出入。盖小凤仙年方十四、五，岂有如此远大见识，竟能慧眼识英雄，有心掩护蔡锷脱险?”

　　1981年，蔡锷的女儿蔡淑莲（蔡锷与夫人潘蕙英1912年生）曾说过:“妈妈以前有小凤仙的照片。有一次父亲带着母亲去看戏,还远远指给她说那就是小凤仙,母亲说长得端端正正,穿得朴朴素素,是个像样的女孩子。《民国通俗演义》和所演的戏里都写着父母有反目的事，母亲说实际生活并没有过。”这也说明，当年蔡锷与小凤仙的交往,对家人也是公开的，两人之间并无什么恋情可言。

　　到了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特作《蔡锷与小凤仙》一文，经过对相关史料的辨伪和有关史事的考证，最后认定“不论从蔡锷当时的具体环境，还是他与两位夫人的相处看，说他与小凤仙‘相恋’‘并非乌有’，都是说不通的，只是小说家言，不宜当真。蔡锷是个包藏宇宙，吞吐天地，胸怀大志，腹有良谋的有志之士，他在身陷袁世凯牢笼、只求插翅高飞的特殊历史时期，一度与小凤仙有所交往，并不表示他对小凤仙存在什么“恋情 ”，只是他反袁称帝谋略中的一个环节而已。”

　　虽然，曾先生去年违背其倡导的史料辨伪和史事考证的严谨治史精神，在中国核心期刊《历史研究》发表《击椎生不是葵锷，那又是谁》一文，错误地认为击椎生不是葵锷而是唐璆，但他关于蔡锷与小凤仙之间并无恋情的结论倒还是不刊之论。

　　由上可知，种种事实表明，100年来，不断有当事人根据其亲身经历和历史研究者基于其认真缜密的研究，否定蔡锷与小凤仙之间有恋情，但时至今日，竟然还有好事者拿蔡锷和小凤仙的“倾世之恋”的伪史来说事，以吸引眼球，实在是大不合时宜，既是对历史的无知，更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任！

　　当然，无情未必真丈夫。蔡锷也是七尺男儿，也有七情六欲，同时他更是当时叱咤风云、万民景仰的重要人物，岂能无自己的倾世恋人？那么，蔡锷真正的倾世恋人又是谁呢？

　　她就是潘蕙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