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先父冯永轩收藏的信札(2)

辛亥革命网 2017-08-31 17:10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冯天瑜 查看:

《冯氏藏札》共189通,主要是先父冯永轩(1897-1979)于上世纪20-60年代收藏的的清代中期至民国年间文士、政要议学论政的书札手迹,另附先父友朋致函及笔者师友来信。

  曾门四弟子之一、晚清学者、书法大家张裕钊(1823-1894)与藏书家莫绳孙函商《经籍纂诂》补刷事。

  曾主持湖北学务的清末学者黄绍基(1854-1909)与友人书,议存古学堂开学事宜,并乞友人检讨《兵法史略学》《中国历史》等教材。

  文学家陈衍(1856-1937),议《国学专刊》上海发行、《武夷山志》检核、刊刻《通志》诸务,以及门人龙沐勋(龙榆生,20世纪最负盛名的三大词学家之一)等注诗情形,指出“注诗颇难,不如先注其出正史者,次则诸子,次则大家诗集”,不啻为注家之方法圭臬。

  历任两湖书院院长、湖北教育司司长的姚晋圻(1857-1916),为某学堂定名与友人切磋。提出“滋兰”“清汉”“规楚”或“楚规”诸名,并加文字考训。

  李晋年(1860-1910),渊博的历史地理学家,《新疆图志》多出其手笔。此函戏拟八股一篇,又拟试帖诗《赋得政在养民》,再议两碑释文,表现了晚清士人的志趣情志。

  曾任江夏知县、武昌知府的陈树屏(1862-1923),函议“留学毕业生具有实在价值,定有应行考试地方”,又议教育会的职能。

  武昌方言学堂主事者、博学多艺的程颂万(1864-1932)与黄庵议丝竹金石之学。

  美术教育家、书画家、张大千的老师李瑞清(清道人)(1867-1920)两通信函议书道之精髄,又考析一碑文的历史。

  吴其昌(1904-1940),与先父冯永轩为清华国学院一期同学,后任武汉大学教授。其致外交家、汉学家时昭瀛函,申述自己留日经费困难,议及讲稿中国文化史第二部“社会之部”中某事,得李剑农先生称赏,七年前有期刊有意刊载,然吴氏慎重未发表,现因留学需款,遂拜托时氏推荐刊发。

  此目诸函,表现清民间文士的生活百态及其治学讲艺的精深广大。

  二、湘淮谈兵

  清咸丰同治光绪之际形成湘系、淮系两大军政系统,权倾一时。湘淮两系将帅多儒将出身,往还书信文实俱佳。本书收集诸函,以笔者齿序排列,首位为楚军统帅左宗棠之兄左宗植(1804-1872),次席为湘军主帅曾国藩(1811-1872),曾国藩致函李鸿章之弟李幼泉(1834-1873),详论攻勦捻军诸务,是一篇有史料价值的军政文书,其正文当是曾国藩口述,由文案用工整楷书撰写,信尾长篇批文,系曾国藩亲笔,边款“一等侯曾”。

  湘军又一主将、咸丰间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1812-1861)(1812-1961)致其四弟书,论及在湖北与太平军苦战情形及湖北崇阳民心向背的状况,称崇阳“四次造反,遍地皆贼,贼胜则举国庆贺,贡献不绝;贼败则士子掩卷而泣,农夫辍耒而叹。人心至此,尚忍言哉!”民心向着太平军,故胡林翼力主“宜杀”。这是清方高级将领关于当年人心向着太平军的记述,也坦白了清军滥杀的事实和出发点。

  湘军重要将领彭玉麟(1816-1890)于战争之隙致函问候亲友;何璟(1816-1888)详介汉水沿线炮船数量及部署,此皆为湘系军政要员对太平军、捻军作战的记述。

  湘军主将、曾国藩四弟曾国荃(1824-1990)致春圃二函,议及与太平军的战事,第三函致朝廷某大员,落款“一等伯曾国荃”,显系湘军攻取天京、曾国荃封伯爵之后;第四函致春霆,议与捻军作战事,当在1867年主持湖北勦捻之际。

  本册信札还包括淮系主帅李鸿章(1823-1901)、要员沈桂芬(1818-1880)、丁日昌(1839-1893)、张荫桓(1837-1900)等。状元出身的史学家、外交家洪钧(1839-1893)(人们对他的另一身份更熟悉--赛金花的丈夫),青年时代给李瀚章写信,言及光绪年间汉水航道情形。可见光绪间淮系影响渐超湘系,士子投效淮系者多矣。

  本目另附朱庆澜(1874-1941)、汤化龙(1874-1918)等清末民国政要书信,可略观其与曾李时代的联系与变异。

  三、左营密函

  19世纪70年代,清廷发生“海防”与“塞防”之争。淮系主持人李鸿章主张放弃西北塞防,集中力量于东南海防。此时湘系主帅曾国藩已经辞世,湘系另一代表、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坚决反对放弃新疆,力主塞防、海防并重,并以高龄挂帅,率楚军远征新疆,平定沙俄支持的阿古柏叛乱和回民起事。有诗纪其卫疆业绩:“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弟子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先父冯永轩景仰左公,20世纪30年代在新疆工作时,集得左公条幅和诗笺手本,并汇集左公部将致左公军情密札多通,此为研究当年西北卫边战事的宝贵史料。

  刘祥汇1874年(左宗棠以钦差身纷出征新疆的前一年)密稟左宗棠,介绍西北地情民状,特别逐个汇报西北军政官员的政绩品行,这显然是左宗棠出征西北前夕了解当地民情官风的一种举措。

  曾任甘南各军提督的刘明灯(1838-1895)致函左宗棠,言及光绪元年甘肃发生的与“贼”之骑兵交战情形,这是关于西北回民起事的记述。

  湘军名将王德榜(1837-1893)时在广西,他致函左宗棠,言及广西军队北上之际,遭遇两粤边境战事牵制,一时难以挺进西北。

  满洲白旗人额尔庆额(?-1893)率吉林、黑龙江马队参与左军平定新疆,其致左帅信札,言及入疆之初的情形。以后额尔庆额部收复吐鲁番、迪化(今乌鲁木齐)。

  左军收复新疆是中国近代史的大事,西北领土得以保存实赖此役,而左军将领致左宗棠密札是这场战事的片断记述,尤堪纪念。

  四、花溪札丛

  花溪札丛在先父藏札中数量最丰,此次收入42通,反映了晚清湖北教育文化在内忧外患中逆势成长的情形,系当时社会生活之缩影,意义非凡。

  赵章典(1826-?),字花溪,湖北江夏人,生而磊落,交游甚广。往来最密者,为“姻如弟”屠仁守(1832-1904),湖北孝感人。咸丰二年(1853),太平军攻破武昌,赵家被难九人,赵章典以身救父,反得免杀戮。屠仁守信中也记述自己“两次为贼所得”侥幸逃脱的窘境,目睹了家乡孝感从繁华城郭到化为灰烬的瞬息巨变,他描述的“英、法觑直沽,苗、回乱云贵,骷髅恣肆于蜀中。豫州捻匪号数十万,屋无不焚,人无不掳”,“田园寥落,骨肉流离”,正是咸丰乱局的真实写照。

  屠仁守自谓“遗落世事,厌弃词翰,懒于治经”,但又终能自振,以为“人不可不识忧愁,亦不可竟为忧愁缚。睁开眼孔,则天地大;竖起脊梁,则山岳凝”。凡此种种,皆是乱世文人千回百转的心态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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