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先父冯永轩收藏的信札(3)

　　屠仁守与赵章典也论及时事，如左宗棠收复新疆，称誉“左侯真天人，必令当轴处中，乃能运筹全局”，又指出“新疆虽有红旂之捷，善后尤为不易。外人窥伺已久，长蛇封豕，非伐狐搏兔之技可了”，指出新疆善后治理的艰难，实为睿智卓见。

　　赵章典作为湖北文坛宿将，与友朋往来论艺。如广东南海人谢朝徵著《白香词谱笺释》《郢中酬唱集》，来信商讨校书误字、赐助刊印诸事，体现清人文集流通之状貌。又如湖北恩施人樊增祥（1846-1931），清末民初著名诗人、文学家，在汉江行后，作诗八首，录奉赵章典教正。樊增祥的这八首诗，清光绪十九年渭南署刻本《樊山集》中仅收录一首，且与信札手书有数处异文，如信札手书“短袂西风里”句，刻本《樊山集》作“旅袂西风里”，显然优于刻本。至若其余七首，刻本均失收，弥见这件信札手书的珍贵。

　　本册还收录不少地方要员和社会名流的通信，如浙江盐使、江西布政使黄祖络（1837-1903），江南道监察御史陈懋侯（1837-1892）、安陆等府知府陈建侯（1837-1887）孪生兄弟，曾国藩幕僚、湖北光化县知县胡启爵（1838-？），福建书法家蔡敦益（1853-1895）等。通信内容涉及广泛，从私人契据、饮食起居（如胡启爵屡言为痔患所苦），到子女教育、时事新闻，悉皆言意谆谆，深自肺腑。赵章典于咸丰六年（1856）“取二三交好所往来书札文词”，汇为一卷，名曰《同心言集》，取《周易·系辞》“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之语，共计五十六篇，辑录与屠仁守、王嘉榖等人酬唱及研讨诗画之道的书信。本册札丛所选书信悉为《同心言集》所未收录，可作为《同心言集》稿本的姊妹篇，反映赵章典与晚清时贤的切磋往来。

　　五、新疆政书

　　新疆有“亚洲心脏”之誉，晚清降及民国，国家风雨飘摇，新疆成为中外各种势力的角逐之地。

　　张荫亭，民国创建初期安徽大通绅商代表，皖系军阀早期核心人物，生卒不详，史迹多湮灭。通过本册书信，可以略考其行迹。据《民立报》，1912年3月，张荫亭等大通绅商联名通电北京袁大总统（袁世凯）、南京孙大总统（孙中山）及上海各报馆等，请求留任黎宗岳大通军政分府都督。黎宗岳（1876-1915），武昌起义参与者，武昌起义后被任命为长江各军参谋长， 1912年1月，清帝退位，民国成立，黎宗岳任大通军政分府都督。4月，南京政府命令各地取消军政分府，黎宗岳拒绝执行命令，安徽都督柏文蔚命胡万泰出兵大通，击败黎宗岳。大通军虽败，但张荫亭等皖系大通绅商，却多主政新疆、陕甘等地。这在本册通信文书中得到体现。

　　以齿序排列，首位是潘震（1851－1926），安徽当涂人，辛亥革命后，任新疆省国税厅筹备处处长，后任新疆省财政厅厅长；其次是汪步端（1858-？），安徽当涂人，民国建立后塔城首任道伊；朱瑞墀（1862-1934），安徽人，1913年在新疆古城营务处负责军需工作，后任新疆省政府主席；陆洪涛（1866-1927），江苏铜山人，后任甘肃督军、甘肃省省长。陆洪涛虽然不是安徽人，但出身皖系军阀，其他三人均为安徽人，因此他们在给张荫亭的信中均自称“乡（愚）弟”。潘震信函用“新疆国税厅筹备处”笺纸，汪步端称“俄乱方殷，边防吃紧”，朱瑞墀称“中德已失感情，驻京德使已离北京。此件关系绝大，不无可虑。英、俄两领得此消息，固属得意，而我之对待更形棘手。刻间俄领来署密告，言该俄皇现已逊位，彼京亦颇有风潮。印度亦叠起叛乱，英领已照会前来”，均可睹见当时国内、国际形势。

　　辛亥革命后，朱瑞墀与张荫亭“同事北庭”，时有乡关之思，而又相互慰藉：“我先在省想蒙督军慰留，不许出省，而南疆之盼望者尤多，时局艰难，尚望免任其难，共维大局。关内人心不靖，旋里一节，暂可不必作此计议也。”朱瑞墀称“喀什文武、中外历前任，久不相睦，此中细节，一言难罄，若两方面有一方能识大体者，决不至于如前之决裂。弟到任后，比即以中外多事，推诚相布。嗣后均当确守范围，和衷共济。近月以来，所有一切，尚称相安”，此系辛亥革命前后新疆喀什政局的记述，可资民国史参考。

　　陆洪涛与段祺瑞为同学，作为陕甘总督陶模的随从到了甘肃，任甘肃常备军第一标标统，辛亥革命后，陆洪涛部被编为振武军。1915年3月，陆洪涛为陇东镇守使，成为甘肃的实力派。同年12月，袁世凯称帝，孙中山等兴师讨袁。陕西革命党人胡景翼、曹世英诸人积极响应。陆洪涛致信张荫亭：“团长胡景翼、曹世英诸人，皆以与陈督军（树藩）交恶，先后称兵占据渭北、泾原各县，屡攻省城。而卢匪亦以不得志于甘，由陕北鄜州、保安走耀县窜三原，与渭北各股联合，近日布满乾、醴、兴、武、盩、鄠、岐、郿等处，众已数万。”反映的正是当时的史实。

　　陆洪涛同时提到“西安战事”进展：“京派援陕奉军，现已进驻咸阳，其兴平、武功已经陕军先后克复。又闻滇党退出陕境。”记述奉军、陕军与滇军交战的情形。当时，奉军因张作霖投靠袁世凯而形成，陕军旅长陈树藩效忠积极拥护袁世凯称帝的陆建章，滇军由蔡锷领导，武力讨袁。

　　陆洪涛、张荫亭作为甘肃、新疆的军事头目，密切关注“西安战事”。陆洪涛给张荫亭的信函中说：“现在陕局糜烂日甚，川警又复频来，陇上地阔兵单，三面受敌。”“陇东三面与陕接壤，防务必更吃紧，弟惟有督饬将士，扼要堵击，以尽我保境安民之责耳。”同时，他预估形势，并提醒张荫亭防御外敌：“近日长沙克复，合肥出山，南北问题可望有一定办法。惟德、俄单独媾和，迭见报纸，顷闻已成事实。果尔，则西北万里之边防宜早筹备御之方略。”时任宁夏总兵（宁夏护军使）马福祥也致信张荫亭：“自去秋南北纷争以来，乱者四起，吾甘狄道肃州之变可为寒心，幸能迅速扑灭，不致星火燎原”，“陕局糜烂”，“而各界遣代表求援宁军”，此为宁夏形势；“新省托鼎帅及台端维持，军民相安，干戈不动，视内地为乐国”，相比之下，张荫亭治军有方，新疆局势稳定。所有这些，均可资民国史研究。

　　张荫亭事迹，湮灭不彰。藉本信函可探吉光片羽。陆洪涛称誉张荫亭“据鞍矍铄，依然伏波精神也”，伏波精神，用东汉名将伏波将军马援的典故。马援在62岁时，请缨南征，“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光武帝刘秀称赞：“矍铄哉是翁也。”陆氏又云：“回忆曩岁同舟，不禁晨星之感。知公一言，旧好必有同情。”足见关系匪浅。陆氏信函：“龙骧著绩，虎幄延釐，军中一范，关外同钦”“勋高豹略，令肃鸦军，引企戟门，莫名鼓舞”诸语，对张荫亭赞誉有加；马福祥恭维张荫亭“精神矍铄，威德炳扬，功在异域，诚倾远荒，知宿将风流不减，定远畴曩，博望昔日也”，将之比作博望侯张骞、定远侯班超；朱瑞墀对张荫亭也有“勋高一代望重三边”赞语；可见这位荫亭旅长的人望。

　　周务学的信函更是十分恭敬：“久钦鸿范，沐惠露之均沾。远隔龙门，荷仁风之渐被。结蚁私于两地，徒鳌戴夫三山。敬维荫亭旅长大人鼎袚云蒸，泰祺日丽，仰见金汤巩固。”“弟忝摄道篆，时形愚拙，惊心岁序，虚掷驹光。”1918年任新疆阿尔泰道尹，1921年白俄窜犯阿山，城陷，自戕殉国。由此可以推测这组荫亭旅长信函所反映的前后时间，大致是从1914年到1920年之间。

　　乱世纷纭，给生活带来极大不便。陶保廉（1862-1938），新疆巡抚、陕甘总督陶模之子。随父赴新疆巡抚任，于光绪十七年辛卯四月，作西北之行，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将随行经历著成《辛卯侍行记》。辛亥革命后，他在给裕堂的信函中说：“自军兴以来，商家多靠不住，拟暂存横滨正金银行（上海有分行），一年为期，其息约四五厘，票据当代收存，惟日人呆板，非到期不得支取。到期时需原经手人领取，或改票再存，皆可。”可资经济、货币流通研究之参考史料。

　　本册还有杨彝庚写给花溪（赵章典）的书信七通。杨彝庚1900年任甘肃提学使兼武备学堂总办，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入疆，1912年被袁世凯任命为新疆督军、省长。1928年通电拥护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易帜，不久被政敌刺杀，主政新疆16年。这七通书信，作于杨彝庚入疆后不久，信中有“弟到此月余，局事已就绪”诸语。信函多叙家常，如“偷闲课子作山居计，度日尚可敷衍”，但贫病交加，不免颓废，自谓“精神疲惫，竟成老耄之躯。自顾生平，劳薪久积，直不能再为子孙役耳”，“以寒士之生涯，进退每多顾虑，然以老惫思之，宜于冬间差满暂退为佳”，萌生隐退官场之意。所有这些，真实地记录了杨彝庚主政新疆之前的生活境况。

　　杨彝庚遇刺后，金树仁被推举为新疆省主席。1933年，金树仁去职后，手握重兵的盛世才，摄取了新疆最高统治权，成为“新疆王”。盛世才统治初期，以开明面目现世，招纳内地进步文化人，先父1935年应邀前往，抵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盛世才委以新疆师范（当时新疆最高学府）校长、新疆编译委员会委员长，礼遇甚隆，不久发现盛的真实面目，便设法离开新疆。

　　我叔叔冯德浩1939年后被盛世才关押牢狱，1950年先父寻找其弟下落，写信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新疆省府主席鲍尔汉（鲍尔汉30年代与我父亲相熟），鲍尔汉立即复函，说明冯德浩及我大舅女儿的现状。鲍尔汉（1894-1989）信纸有“新疆省人民政府用笺”字样，印章“鲍尔汉”，上汉文，下维吾尔文。

　　本册新疆政书为先父于1935-1936年间在新疆工作所集藏，其中涉及杨增新、朱瑞墀等新疆军政人物的往来信件。朱瑞墀致我大舅张馨（字敬丹，1898-1940，时任新疆教育厅长）函，内容尤其丰富。该信写于1917年3月，述及：新疆喀什动乱，英、俄借机干涉；北洋政府拟对德宣战，新疆与英、俄、德关系微妙；俄国发生革命（当指二月革命）、俄国沙皇逊位：新疆政界对动荡局势忧心忡忡，我大舅希望离开新疆，而督军（当指杨增新）竭力挽留。这些情节构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深处亚欧大陆内地的新疆的社会生态。

　　以上信札于西北近代史、民国史研究提供难得一见的材料。

　　六、冯氏飞鸿

　　本册收有与清华国学院相关文书，如王国维自沉颐和园昆明湖后清华国学院在校生发出的讣告、清华国学院一期同学刘盼遂致冯永轩函二通，清华国学院一期同学吴其昌致昭瀛函，论学议事，皆具学术史价值。

　　1938年日军侵占武汉，父母迁居鄂东山区，家中什物多抛弃不顾，但文物书籍悉数保存。父亲在鄂东任省立第二高中校长，与避居罗田的国学大师、方志学家王葆心（1867-1944）先生书信往还，切磋鄂东史地及文物考辨诸问题，又及子女教育事宜（本册收王葆心致冯永轩信函七通）。父亲在艰苦的抗战期间与多人通信，讨论文物收藏、保护、展览，于文化传承念念在兹。一代篆林宗师易忠箓（1886-1969）为先父挚友，1928年出任湖北省图书馆馆长，与先父四通信函中谈及收藏信札、鉴赏书画心得，指出“昔人有以作一佳书画如产一佳儿为喻者，然则获之者其乐又当云何”，论断清代著名学者张船山（1764-1814，名问陶）“于书画用力相若，当在其诗之上”，并于1937年7月27日介绍先父加入中国国学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与钱基博、沈肇年等文史专家通信，辨识文物，求得学术“精进贯通”。大图书收藏家徐恕（行可）、段永杰等与先父书信述“旧藏清鉴”之乐。展读诸函，前辈学人风貌历历在目。

　　先父20世纪40年代先后任教于安徽学院（今安徽大学）、西北大学，李则纲（1891-1977）、黄文弼（1893-1966）、刘盼遂（1896-1966）、彭泽陶（1898-1989）张西堂（1901-1960）等先生有多通书信往来，与先父讨论教学、教务等话题，也依稀可见先父当年所教科目有古文字学（金文）、考古学、史部目录学、声韵学。当时，李则纲为安徽学院教务长，时贤称李则纲先生与顾颉刚、闻一多等先生齐名。黄文弼为著名考古学家、西北史地专家，从1927年至1966年前后39年间先后四次赴新疆考察，对西北史地和新疆考古研究贡献巨大，被称为新疆考古的先驱者和奠基人、“西北考古第一人”。刘盼遂是著名古典文献学家、语言学家，与先父同考取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期，为先父至交。张西堂先生亦海内名家，时任文学院院长和中文系主任。这些信札，可资丰富各校校史，探寻民国学人生活史、学术史、教育史。

　　最后一组为笔者兄长、师友来信。四兄冯天瑾信札写于父亲离世周年之余，缅怀父母逝前对知识的不倦求寻，睹物思人，慨然万分。师友信札较早有姚雪垠先生来信，评论我的一篇学术论文并叙及他的《李自成》第五卷的创作与发表情况。稍后有程千帆、耿云志、陈立言等先生以及外国友人俄罗斯汉学家布罗夫、日本汉学家伊原泽周等来信，切磋论学，商决议事。唐翼明、余秋雨、郭齐勇、陈锋等教授，分别就笔者的《中国文化生成史》《封建考论》《中华元典精神》等畅谈宏论，启人良多。周易专家刘大钧教授更是翻检旧稿，抄录1987年与笔者一起赴美参会之日记，以及途中如何巧遇星云大师结下情缘诸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往事历历，仿佛如昨，倍感温馨。

　　值得提及的是，这批信札内容丰富，言之有物，为先父在北京、武汉、新疆和西安多地集藏，装订成册并注有眉批，所涉人物主要为军政要员和文人学者，对于研究近现代史、楚史、西北边疆史等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此外，信札中呈现翁方纲、焦循、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洪钧等人亲书笔墨，或雄健奔放，或优雅端庄，不让一流专业书家。张大千之师李瑞清信札，笔力苍古，堪称极品。张裕钊信札之书道颇见功力，其名剌（名片）亦有意趣。康有为赞其书法“千年未有”，书道影响达于东洋，上世纪90年代，日本人曾专门组团来湖北，考察、研习张裕钊书法。故这批信札兼具史料价值和美学价值，可谓为读书人收藏读书人的信札，有以藏证史之功效，也体现了先父守护传承中华文化的拳拳之心。

　　（本文是作者为《冯氏藏札》一书所写序言，本报略有编删，标题为本报所拟。《冯氏藏札》即将由长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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