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前十年间汉奸指称的转义与泛用(4)

　　如何实施上述方针，《洞庭波》同期发表了“屈魂”(宁调元)的《仇满横议》，提出实行最急进的破坏主义和最急进的破坏方法，主要有剪其羽翼和捣其巢穴两种，“前一策，则以歼满酋，除汉奸，排虏官”。汉奸历朝历代都有，到了清代，“其术日工，其徒亦日众。使满清三百年之祸水之鼓荡之泛滥，以淹没我如花似锦之山河，溶解我连绵不绝之帝统，沉溺我独立自由之男儿，至今日而尚未已，殆全出于若辈之手之泡制……盖若辈其面则人，其心则兽。凡可以为异族用，即可以为吾同族仇。可以为吾同族仇，即当以待异族之法待之。彼施全之击秦桧，万福华之刺王之春，是其例也”。(29)此说的“除汉奸”，不仅在革命军兴之际，而且在革命未起之时，就要以暗杀行刺的方式，剪除助纣为虐的汉奸。

　　由于自责深，湖南人士对指责湘人的他省之人有汉奸行为，也格外痛恨。《洞庭波》刊出湖南留日学生来稿《公致江苏学会书》，对江苏学会主张立宪予以严词抨击：

　　中国之亡也久矣，一亡于建虏之袭用汉制，再亡于湘军之助虏中兴，终且亡于保皇党之鼓吹立宪。夷狄用夏，汉人所以相视不惊；满祚中兴，汉家所以再志亡国。此范文程、洪承畴、曾国藩、李鸿章之所以可杀也。况当清廷恶劣腐败不绝如线之际，忽有人效其鹰犬，盗取各国议院之陈语，加以上下平和之美民(名)，以愚其民，以救其亡，而为清室立万年有道之基者，其罪更可胜诛乎。是故立宪者，满族之至幸，而汉族之至不幸者也。欢迎立宪者，对于满族之至忠，而对于汉族之至不忠者也。以不忠之人谋不幸之事，此其人之工于贩国，甘于为奴，直令天下人耻之辱之笑之骂之痛哭之，举国皆欲杀之者，而不料其出现于我学界上之江苏学会也……自后有追咎汉奸者乎？吾不曰湖南，而曰江苏。(30)

　　江浙人士抨击湘军残害同胞甚力，言词牵及一般湘人，如今居然也为“满清”作伥，难怪其愤愤不平。只是江苏学会并非学生团体，而是张謇等人的组织，他们本来就是主张立宪的中坚分子。

　　全面论述“杀汉奸”最详尽的，当属1907年1月25日出刊的《汉帜》第1期题为《驱满酋必先杀汉奸论》的长文。该刊由清国留日学生编辑，在日本出版，其实是《洞庭波》的续刊。由于《洞庭波》第1期出版后即遭封禁，主持编务且包办政论的陈家鼎、宁调元等人亡走日本，筹划复刊，几经周折，定名《汉帜》。所以《汉帜》第1期本是《洞庭波》的第2期。《仇满横议》论及“除汉奸”一节时提及：“本报第二期有《驱满酋必先排汉奸》，专论于此，故不详述。”(31)

　　文章的作者署名“锄非”。长期以来，各种辛亥资料集想当然地确定其人为别署“锄非子”的刘道一。1996年，王学庄在《近代史资料》总88号发表《〈驱满酋必先杀汉奸论〉作者辨》，根据文本所提及的时事，以确凿无疑的严谨考订，证明作者绝不可能是1906年12月9日已经被捕入狱的刘道一。又根据《汉帜》的前身《洞庭波》的3位编者的人脉活动及其介入当时湖南学界新派中禹之谟、周震麟两派激斗的关联程度，力证作者应为陈家鼎。不仅纠正了关于这一重要文献作者的误说，更为重要的是，为理解文本提供了可靠的凭借，不再望文生义地穿凿附会。可惜杨思机之前几位专论汉奸问题的作者均忽略了这一重要成果，使得文本的解读不知其能指所指，由后出外在的观念引伸而来的种种揣测推论，难免隔靴搔痒。王学庄独具慧眼，敏锐地看出《驱满酋必先杀汉奸论》的文风前后不一，前半关于历史上汉奸之害较纡缓，后面关于杀汉奸较激切。除了内容的约束外，可能的原因是后半部分为后来补写或改订，思想随时势有所变化。

　　《驱满酋必先杀汉奸论》开宗明义地提出：“乱中国者满人，亡中国者非满人也，汉人也。盖汉奸者，引入满人之媒介也。”并历数殷周以来历代汉奸之事，证明每次胡祸乱华，都是汉奸造成，而清代汉奸的危害尤甚。“今日汉奸界之怪现状，且百出而未已，魑魅魍魉，吾见亦多。欲宽宥此现在的汉奸而不杀，则过去的汉奸已可鉴，未来的汉奸更方长。同胞多一优容汉奸之日，即汉奸多一残食同胞之时。汉奸多一番得志之机，即满酋多一次横暴之力。汉奸与同胞，则极端的反对性也。满酋与汉奸，则天然的化合物也。是故今日之计，救同胞而不杀酋奸，是犹抱薪救火，薪不尽而火不灭也；逐满酋而不杀汉奸，是犹隔靴搔痒，靴不启而痒不止也。汉奸乎！汉奸乎！而可任其白日横行而不杀乎？国人皆曰：杀，杀，杀！”

　　在论述了杀汉奸与杀“满酋”同样甚至更加重要后，接下来文章列举了6种必杀的汉奸及其理由。这6种汉奸又可以归为3类：一是清朝的文武汉官，二是保皇立宪派，三是假新党。

　　清朝的汉官，也就是转义后最早认定的汉奸，陈家鼎共列举了3种即张之洞，各官吏之暴者，各监督、兵官之妖者。张之洞也是汉官之一，之所以要单独提出，且列为此类的首要，是因“庚子之汉变之屠戮，今岁长江之饬拿，湘中之进剿，之洞之残汉媚胡，可谓不遗余力。现且侦骑四出，罗织党人，务欲尽取汉族思想家付之胡刀而后快。各督抚不久即更替，之洞独十数年而不换者，虏廷岂有爱于之洞哉，不过资其善杀汉人，以之坐镇上游，虽咸同间之官文驻鄂，尤不若此用家奴以防家贼之便。盖之洞者，满族之功臣，而杀同胞之上手也。吾辈不杀此老贼，终无以寒汉奸界之胆耳”。

　　所谓“庚子之汉变之屠戮”，当然是庚子镇压自立军的旧账，而“今岁长江之饬拿，湘中之进剿”，则指1906年12月中旬缉捕“孙文党”王胜等人以及派兵镇压萍浏醴会党起事。至于“现且侦骑四出，罗织党人，务欲尽取汉族思想家付之胡刀而后快”，为陆续拘捕朱子龙、胡瑛、刘静庵、梁钟汉、张难先、李亚东、季雨霖、吴贡三、殷子衡9人而形成的武昌日知会要案。(32)不仅如此，“若夫吕海寰之嗾成《苏报》案，庞鸿书之锻炼湘狱，岑春煊之横虐广东，丁振铎之断送云南，李盛铎、戴鸿慈之奔走宪政，严修、徐世昌之附和维新，皆获咎祖国最甚，必正以国民之天诛，而之洞不过其首座也。开花之弹，无烟之枪，我国民其试演于数贼之颈哉！”单列张之洞为一类，就是要将汉奸中罪大恶极并且继续作恶的官员作为锄奸行动的首选，意在敲山震虎，产生威慑作用。

　　“杀汉奸必杀各官吏之暴者”，是泛指一般官吏。为官即须作恶，“况寄宦异族之朝廷，尤非多杀民命，多削民脂，不足博虏廷之欢耶。‘廿年身世家何在，又报东胡设伪官’。胡虏不能自戕民之命也，则借官以戕之；胡虏不能自取民之产也，则借官以取之。官者，盖虏与民接之机关物也。环顾宦界，了知大义，不敢残民，迫于无可如何，以奴为隐，俟机待发者，亦有其人。至于豺狼成性，相将食人，借国民皮肉，为升官发财之券，日月谄事胡虏，以保我爵位勋阶者，比比皆是。枢臣则以囊括海内、专利中央为能；督抚则以镇压民气、摧抑革命军为能；州县以拿获会党、严刑威民为能；武员以扣减军饷、杀败国民兵为能。上而中堂、宫保，下而老爷、太爷，顶子之红色蓝色，无非血也；补服之禽形兽形，皆非人也。终日如阎罗夜叉，惟惧民死之不速。‘笑骂还他笑骂，好官任我为之’。是不啻为虏置千百猛兽于民上也。项羽起兵，先杀会稽守；洪军所过，先杀地方官；俄虚无党革命，惯杀将军宰相。驱满者之先杀此伪官也，必矣”。只有诛杀残民媚虏的“满奴汉奸”，才能剪除清朝的羽翼，顺利实现“排满革命”的大业。

　　专门将官吏中的“各监督、兵官之妖者”提出，是因为军队和学生为社会中具有天然组织形式的群体，成为革命社会动员的重点，同时是官府防范的要害。“迩来民族主义日益传播，学生兵士大半有革命思想，而监督与兵官压之。种界非不知，大势非不晓，第以利禄主义所在，毋宁禁下而不为。今岁湖南内地学生，皆有独立资格，而监督则遏之，各省学界可概也。湖北之常备军赴湘倒戈，而兵官则禁之，各省之军界可概也。学生而欲革命乎？吾请从革监督之命起也。兵士而欲革命乎？吾请从革兵官之命起也。十九世纪以来之大革命，类皆学生兵士为之。第不先去学校军伍之汉奸，作直接的革命，而欲一跃颠覆政府，作间接的革命，难矣。学校最忌冲突，而破坏为虏作厉之奴圈，则冲突即其进步也。军界最讲服从，而上官杀百姓之命令，则不必服从也。学生谛思，兵士乎谛思。”辛亥武昌起事的历史进程显示，正是在军队、学堂深入进行了有组织的发动，成为首义取胜的决定性因素。

　　陈家鼎罗列的6种必杀的汉奸，顺序并非随意排列，而是有所讲究。上述3种，张之洞不过列在第二位，其余分列第四、五位。第二大类的保皇会康梁则列在第一位，庆祝立宪党也列在第三位。也就是说，在陈家鼎看来，保皇派和立宪党的危害犹在汉人官僚之上，因而诛杀最具紧迫性，成为杀汉奸行动的当务之急。“杀汉奸必杀康有为、梁启超。甲午以后，虏廷不绝如线，而康、梁以痛哭流涕之妾态，倡为维新之论，保皇之名。种族之历史不通，国民之原理不晓，惟鳃鳃鼓其开明专制、政治革命之丑论，以作君王怜妾之宫怨词，‘汉使若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身居海外，心在虏廷，周旋清公使五臣之前，惶恐用我孤臣之不速。报章则可进呈御览，宪法即为身之护符。左道诬民，此孔子之所以诛少正卯也。康、梁者，今日之少正卯。欲息邪说，正人心，不诛此两妖魁，不可得也。”康、梁等人的维新保皇之说，蛊惑人心、混淆视听，成为“排满革命”的最大障碍，必须息邪说、正人心，才能祛除心魔，扫除障碍，为“排满革命”开辟通道。

　　所谓“庆祝立宪党”，并非专指立宪派，而是清廷下诏预备立宪后，“乃庆祝立宪会，倡之于学界，应之于政界、商界，创办于京师、上海，遍及于各省各郡各埠，龙旗耀日，演说如雷。美国之贺离英独立旗耶？日本之欢迎征露凯旋军耶？醉耶？梦耶？痴耶？迷耶？举国若狂，不可思议。盖非别有肺腑，必不至斯”。“以异族政府之得意处，即亡国遗民之伤心处也……是必令各处有血男儿，各出其如热如火、如捷如神之手段，诛杀此贱奴而后可。否则我同胞如此丑举，不独间耻于同国，当亦见笑于虏中矣。”也就是说，凡是为预备立宪感到欢欣鼓舞并且喜形于色者，都在可杀该杀之列。

　　必杀之汉奸的最后一项，是“假新党”。假新党虽然列于各类汉奸的末位，重要性却不可小视。陈家鼎这样描述“假新党”：“所贵乎新党者，贵有道德也，贵有团体也，贵有高尚之品格也，贵有坚固不摇之性情也。乃迩来有假新党焉，今日遇革命党，则力主驱逐鞑胡；明日遇立宪党，则又主不分满汉矣。留东则演说场唱民族，归国则保和殿颂圣神矣。‘今朝新贵人，昨日革命党。’此其人之名托志士，实则死奴，其心已不可问，况又遇利之所在，不惜牺牲同类，以取快于贼中。”